前有歐美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后有發展中國家競相卷進工業化進程。遭遇雙重夾擊的中國制造業，既有成本優勢日漸削弱，新的比較優勢還未形成。面臨四重挑戰，中國制造只能“抗兵相加，哀者必勝”

向奧巴馬說“這些工作不會回來了”的喬布斯離世一年多后，蒂姆·庫克的蘋果公司滿足了美國總統。2012年底，這位蘋果公司現任CEO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計劃新的一年里投資1億美元把部分Mac電腦生產線遷回美國。這是十多年來蘋果公司首次將其生產部門遷回本土。

蘋果的做法并不算特立獨行。根據波士頓咨詢公司2012年2月發布的一份報告，在其對106家年銷售額不低于10億美元的美國公司所進行的調查中，有37%的公司表示正考慮或計劃把部分制造業務遷回美國。這其中，有相當部分來自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企業選擇“出走”中國的同時，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卻備受青睞。2012年7月初，包括雪佛龍、可口可樂、卡特彼勒、通用電氣在內的21家美國公司聯合考察越南市場，商討投資計劃。

此后不久，一直將中國大陸作為主要生產基地的中國臺灣企業富士康集團開始在印尼建立生產工廠，投資預計高達50億~100億美元資金。10月，運動服裝巨頭阿迪達斯決定關閉其在華唯一一家直屬工廠，并遷往東南亞……

上述變化也在中國商務部統計數據中初現端倪。2012年，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4925家，同比下降10.1%；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117.2億美元，同比下降3.7%。與之相對應，東南亞地區的外國投資正在快速增加。2011年，東南亞各國吸引外資達到1170億美元，比2010年增長了26%。

在發達國家市場和新興市場之間，一度左右逢源的中國制造業似乎正在陷入腹背受敵的窘境。而這距中國在2010年把美國保持了100多年的“全球最大制造業國家”的頭銜第一次攬入懷中，僅僅過去了兩年時間。

盡管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專家們表示，從目前情況來看，一些制造業企業無論是“回歸”歐美還是遷往東南亞，僅在部分地區和行業零星出現，對中國的沖擊還是“霧里看花”，然而這些現象卻揭開了中國制造業所面臨挑戰的“冰山一角”：

短期看，中國制造業遭遇經濟下行、出口疲軟、用工成本上升等近憂；長遠看，又面臨轉型升級的巨大挑戰：前有歐美國家力推制造業復興，占據產業鏈高端、把控先進技術的阻擊，后有東南亞、非洲國家以低成本生產優勢掀起工業化浪潮的追趕。

尤須警惕的是，隨著3D打印技術、人工智能、工業機器人相結合的數字制造技術和智能技術的崛起，世界正在醞釀一場漸行漸近的工業革命，必將對現有全球制造業格局帶來強烈沖擊。

“中國制造業已經明顯感受到正在發生的新變化，對任何一個工業國家而言，這場革命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金碚向本刊記者表示，放眼未來，中國制造業面臨的最迫切問題就是，找準自身發展的方向和路徑，發現和重塑新的比較優勢。

中國低成本“圍城”

“要素紅利一直是中國高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但近年來，中國的要素成本水平明顯提高。”接受本刊記者采訪中，工信部賽迪研究院院長羅文對國內人工成本的變化印象深刻。據統計，過去十年，中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貨幣工資由12373元/年增加到41799元/年，增長了237%。

與之相反，為了生存，美國工會正改變它們的優先選項。最近，美國《大西洋月刊》在一篇名為《內包景氣》的文章里談到，GE總部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的電氣公園，上個世紀50年代是代表美國制造業的豐碑，七八十年代又以“罷工城”聞名，“但今天工會已愿意接受一種區別2005年的分層薪資方案，其中70%工種將獲更低報酬，每小時只能得到13.50美元左右的報酬，幾乎比以前低了8美元。

“潮流已發生轉向，金融危機和大衰退已使美國正成為一個生產制造的‘較低成本國家’。”波士頓咨詢公司在其《美國生產復興——為何制造業將返回美國》報告中發出了如此感慨。

按照該報告估算，2005年中國勞動力平均成本是美國勞動力成本的22%，但2010年這一數值達到了31%。與此同時，中國工廠每小時生產力工資是8.62美元，美國南部為21.25美元，但預計2015年中國長三角沿海地區會達到15.03美元，美國南部則是24.81美元，對比變化相當明顯。

除了人工成本的劣勢被縮小，在其他一些方面，美國制造業的低成本優勢已經開始顯現。“美國正成為全球能源的價格洼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為本刊記者核算，得益于頁巖氣的大量開采，美國的天然氣價格在去年一度下跌至每千立方英尺2美元的十年最低水平，只及歐洲和日本天然氣進口價格的1/5和1/8.

“這一方面引發了美國天然氣化工產業的迅速恢復，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美國天然氣發電的價格。”他告訴本刊記者，目前，美國絕大部分州的工業電價甚至低于中國沿海省份的工業電價。

此外，在中國對內外資一視同仁之后，美國政府對于回到本土的制造業企業，還給予了大量優惠。例如，當GE決定在美國建廠后，美國聯邦政府根據2009年的恢復和再投資法案向GE實施系列稅收優惠和獎勵。緊接著，肯塔基州政府和路易斯維爾市政府也提出積極的稅收激勵計劃。

綜合各種因素，波士頓咨詢公司認為，未來五年，在美國制造的產品，生產成本只比中國沿海城市略高5%~10%。如果考慮航運成本以及各種隱性成本、供應鏈成本，中國的總體成本優勢將變得微小。這與中國剛入世時相差幾倍的數字來比，大相徑庭。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勞動生產率遠高于中國，因此即使中國勞動力價格比美國低，也并不一定代表單位勞動力成本會比美國便宜。”因此金碚認為，從成本角度分析，一些企業“撤離”中國是完全正常的資本流動，就如同它們當初選擇中國一樣容易理解。

“不用緊張，但也不能掉以輕心。”馮飛表示，經濟全球化仍是大趨勢，美國的“制造業回歸”不可能是全面性的，但卻說明一個道理——正是過去長期固守于低成本這一種優勢，才導致今天一旦成本出現上升，“中國制造”的競爭力便被大大削弱的狀況，“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中國制造業既有的比較優勢被削弱，而新的競爭優勢還沒有形成。‘一招鮮，吃遍天’的時代已經過去，必須形成動態的比較優勢。”

         升級遭遇西方“圍堵戰”

“蘋果將為解決美國就業問題出力。”談及為何在美國建廠，蒂姆·庫克首先提到這一點。無論庫克是否言不由衷，對美國政府而言，這卻是實實在在的“民生工程”和“政績工程”。根據相關統計，得益于“再工業化”的帶動，僅在2011年，美國制造業就新增23.7萬個就業崗位。

無疑，這其中有相當部分本應該屬于中國，但這并非最值得擔心的事情。羅文說，“美國在重振制造業過程中頻出的系列舉措，往往將中國作為‘假想敵’，這對處于轉型升級關鍵期的中國制造業構成了嚴峻挑戰。”

2012年10月10日，美國商務部公布對華光伏電池及組件的雙反仲裁結果，將對中國輸美的太陽能電池征收14.78%至15.97%的反補貼稅和18.32%至249.96%的反傾銷稅。而僅僅在兩天前的10月8日，美國國會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憑借其豐富的想象力”，依據其“有罪推定”原則發布調查報告，以華為、中興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為由，提出五項阻止這兩家公司進入美國市場的建議。

兩起針對中國的貿易限制，時間如此接近，會是巧合嗎？

“美國的‘再工業化’不是重新回到以傳統工業為主的舊經濟結構，而是對過度依賴虛擬經濟的發展戰略的修正，是利用發達國家自身在資金、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優勢，在新的層次和新的起點上全面提高本國工業發展的層次和水平，增強自身綜合競爭力。本質上，是重塑國家競爭優勢的戰略選擇。”

采訪中，工信部賽迪研究院產業政策研究所所長李燕為本刊記者分析，從近期看，這一戰略是出于緩解由嚴重失業帶來的社會矛盾的現實需要；從中期看，是著眼為經濟復蘇提供強大推動力而作出的發展布局；從長期看，是試圖掌控后危機時代新一輪技術革命主導權而進行的長遠謀劃。

問題在于，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提出，恰逢中國進行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因此中美兩國難免在一些產業上形成某些“交集”，構成直接競爭。

羅文表示，“在這場競爭中，美國會憑借領先的基礎研究能力、強大的高新技術和創新優勢，率先搶占制造業制高點，加緊從技術、標準、規則和市場等方面設置門檻，通過采取各種顯性或隱性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加強進口控制，并在一些關鍵領域加大對我技術輸出的控制，使中國制造業向價值鏈高端升級的難度增大。”

事實上，美國采取上述貿易限制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是：一方面，包括光伏產業在內的中國新能源產業近年來出現了爆發式增長，并且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場中越發占據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華為和中興通過不斷增強研發實力，已經成為世界高端信息產業中迅速崛起的佼佼者。

顯然，美國人不會容忍“再工業化”戰略剛剛啟動就遇到威脅，更不會容忍對手在自己的市場中成長起來。因此，通過頻繁制造貿易摩擦來打壓中國出口產品特別是工業出口中的高端產品，以抑制中國制造業體系的突破，便成為意料之中的選項。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國的光伏企業因此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之際，來自美國的大量跨國資本又開始蠢蠢欲動，意圖通過低價收購來‘斬草除根’。”采訪中，有專家強調，這絕不是一次簡單的貿易摩擦問題，而是中美制造業戰爭進一步強化的體現，“今后中國幾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都可能成為美國打擊的目標，通過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打壓，來抑制我國制造業體系的突破，進而遏制我國的有效崛起。”

“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羅文進一步談到，從以往的經驗看，承接國外高端制造業，充分利用好隨之而來的知識擴散和技術溢出，可以成為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的一個重要契機。但在“制造回歸”和“再工業化”戰略的影響下，美國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加強投資及稅收優惠政策，可以吸引在華高端制造企業回歸，使對外直接投資實現“逆轉移”，從而減少了高科技跨國公司在中國技術溢出的機會，延緩中國制造業前進的速度，使得中國與美國高端制造技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臥薪嘗膽的突圍路

“現在處于轉型升級的痛苦期，但不能因為痛苦而喪失對前途的希望。”談及未來，馮飛強調，中國制造業依然具有足夠的發展潛力，“首先，雖然在逐漸削弱，但中國制造業綜合成本低的優勢仍將保持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其次，經過多年努力，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巨大成績，甚至已經超過了不少發達國家；最重要的是，中國是全球比較少見的、能把超大規模國家市場優勢和比較強的產業化能力結合起來的國家。”

現在，自主創新——在專家們看來，將是變潛力為現實實力的關鍵所在。

“縱觀世界，決定各國工業化進程的有三個基本因素：要素稟賦條件、科學技術運用、觀念文化特質。”金碚認為，當前自主技術創新尤其是在核心技術上的突破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積累，將成為推進中國制造業發展越來越重要的決定性因素。

而制造業自身的發展規律決定了這既是一場“攻堅戰”，又是一場“持久戰”。而這又涉及到工業化進程的第三個基本因素——觀念文化特質。“制造業的成長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尤其是創新，需要長時間大量的投資，只有持之以恒，積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采訪中，有專家強調，制造業創新不是見異思遷，而應是執著的進取，只有一直堅守才能等來開花結果。

然而，在金碚看來，執著與堅守恰恰是中國制造業最缺乏的“特質”，“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制造業的迅速推進，其他國家兩百多年走過的工業化歷史在中國被縮短為幾十年的時間。這個可以被稱之為‘壓縮式工業化’的階段，我們看到，‘快魚吃慢魚’、‘做大做強’和‘規模擴張’是這個時代最有效的競爭方式和增長方式。”

“在這種‘跑馬圈地’和追求‘立竿見影’的過程中，也產生了急于求成，以大為傲，甚至是浮躁奢華的社會心理和行為方式，很快形成彌漫性社會現象和氛圍。”他談到，當制造業生產能力極大增長使得市場更加趨向飽和時，再加之企業經營環境不夠完善，于是，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愿意踏踏實實地從事實業生產和技術創新，而是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跑政府部門爭取“優惠政策”，進行“資本運作”，追求“公司上市”，以至“套現創富”，力圖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成為億元、十億元、百億元、千億元企業，“進入全國500強”以至“世界500強”的行列。

“如此注重立竿見影的業績和迅速的規模膨脹，以及追求短期致富，必然導致削弱了扎實、專注、執著的實業精神。”他感慨道，“催熟的瓜不甜”，要想真正把制造業做好，就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踏踏實實按照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去做，不能只看短期的經濟利益。

“縱觀200多年來的世界工業化，為什么只有美國、德國、日本、瑞士等少數國家是名副其實的工業化強國。就是因為只有這些國家經過長期積淀才真正形成了一種深厚的現代制造文明，而且即使在制造業的全球化和產業國際轉移中，也可以讓這種文明素質根植于本國。”

在金碚看來，一個國家要成為真正強大的工業化國家，必須有眾多致力于堅守實業的制造業企業，而這需要有企業家精神和事業理念的支撐。如果有千千萬萬這樣的企業和企業家，不斷在實業發展中取得成功業績，中國就能夠逐漸形成現代工業文明的社會心理和實業基礎，積淀下植根于中國本土的實業精髓，從而支撐中國成為真正強大的現代工業化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