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再工業化成為后危機時代占領科技制高點的重要抓手

      “再工業化”的概念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是針對德國魯爾工業區、美國東北地區、日本九州產煤區等重工業基地轉型升級問題提出的。始于上世紀90年代由西方發達國家倡導的經濟全球化，在促進了微軟、西門子等大型跨國巨頭的空前發展之時，也滋生了“去工業化”投資模式的蔓延。以高速膨脹發展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為代表的虛擬經濟，逐漸綁架了全球工業，一時間對能夠攫取暴利的金融投資的熱情形成狂流，實體企業趨之若鶩地向金融帝國轉變，CDO、CDS成為投資者追捧的謀利工具。

       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與近十年來美國經濟的“去工業化”戰略密不可分，放任的金融創新、金融擴張和金融機構的混業經營導致了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金融市場崩潰、金融巨擘破產、國家債臺高筑。為復興經濟，2009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2009年美國復蘇和再投資法案》，推出了總額為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其中可再生能源、節能項目、智能電網、醫療信息化、環境保護等成為投資的重點。2009年9月，美國出臺了《美國創新戰略：推動可持續增長和高質量就業》報告，提出要加大投資，恢復美國基礎研究的國際領先地位，建立先進的信息技術系統；催生在清潔能源、先進汽車、衛生保健等國家優先領域的重大突破。2009年年底，奧巴馬發表聲明，提出美國經濟要轉向可持續的增長模式，即出口推動型增長和制造業增長，發出了向實體經濟回歸的信號。這表明，后危機時代，美國已充分認識到不能再過度依賴金融服務這一虛擬經濟載體拉動經濟，開始重視工業尤其是先進制造業的發展。“再工業化”成為美國重塑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同時，歐盟實施“未來工廠伙伴行動”，德國制定《未來政策戰略》，英國推出《英國低碳轉型計劃》，法國制定《國家研究與創新戰略》，加拿大出臺《2009經濟刺激計劃》，澳大利亞啟動《創新投資跟進計劃》，各國紛紛制定國家戰略，重塑實體經濟，力求在后危機時代中占領科技制高點，用新興產業推動經濟增長。可見，21世紀的“再工業化”內涵已經發生深刻變化，成為一種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通過政府的支持實現傳統產業的新型工業化并培育新興工業部門，產業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以高附加值、知識密集、服務于高新技術研發為目標，實現工業社會的復興。 

        目前西方發達國家正在進行的“再工業化”，絕不是簡單的產業復興，而是在一次工業化基礎上的二次工業化，是又一次經濟長波的涌現，將催生新一輪工業技術革命。以數字信息技術、智能技術、納米技術、虛擬技術、柔性制造技術、低碳技術、超精密加工技術等高端前沿技術打造強大的工業競爭力，占據科技競爭的制高點是其核心內容，不但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淘汰落后產能，發展低碳經濟、清潔生產，而且培育新能源、信息網絡、生物醫藥、節能環保、新材料、高端制造、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使經濟始終保持可持續增長的活力。

        二、 西方再工業化為中國工業化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

        西方國家的再工業化戰略使中國獲得工業化和信息化發展的新的契機，在這一背景下抓住機遇能夠加快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優化。

      （一）通過多邊博弈提高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

       再工業化戰略加速了世界多極化的發展，使世界經濟進入新一輪的結構調整，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話語權得到重新洗牌。在再工業化戰略實施前，世界經濟的單邊格局仍然明顯，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規則、國際市場主導力、國際事務決策上都占據壟斷優勢地位，多邊格局尚未實質性形成。再工業化戰略是西方國家應對金融危機的舉措，其本質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差距縮小后發達國家的一種理性選擇，必然會在再工業化進程中與國際經濟地位越來越重要的新興國家充分合作，使世界經濟格局向多邊博弈發展。其標志性的事件是，過去主導全球經濟金融格局的八國集團G8，已經擴大為包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內的二十國集團G20。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也有所提高。中國在多邊經濟格局中的博弈手段增多，可以更深入地參與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更大范圍地利用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技術、資金、人才和市場資源。

      （二）以產業轉移為契機推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

        再工業化戰略將加快西方發達國家的制造產業向我國轉移。當前，研發中心與制造中心的分離已成為現代工業的重要模式， “中國制造”龐大的生產能力和低廉的生產成本使中國必然繼續保持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成為西方國家轉移其制造部門的首選地。中國制造業是中國高速成長的動力引擎，制造業每增長10%，就能拉動全球經濟增長１個百分點。20多年來，中國制造業增長速度居全球之首，制造業比重增速遠遠超過美國，規模居世界第二，使中國成為世界主要的制造中心之一。

        目前，中國已進入工業化進程的中后期，然而中國制造業的總體水平并不高，表現為：一是經濟創造力較低，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僅約為美國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國的5.56%；二是附加值不高，仍處于世界制造業產業鏈的中下游，出口的產品大多數是技術含量較低、單價較低、附加值較低的“三低”產品，大量進口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和高價格的“三高”產品；三是我國制造業部門對外貿易的價格貿易條件呈現明顯的惡化趨勢，單位出口商品交換能力在減弱，出口商品獲得的貿易收益、貿易附加值在下降。

        西方再工業化進程中，中國承接產業轉移的前景十分可觀。 中國經濟80%是實體經濟，傳統產業占有相當比重，存在著巨大的提升、創新空間。從西方發達國家轉移到中國的制造產業，能夠用現代技術改造和提升我國傳統產業，引導更多投資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促進自主技術研發，加快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雖然產業轉移引入的是非一流技術，但其技術外溢仍有利于我國開展技術模仿創新，在產品創新和產業創新中提升中國制造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的有利地位。西方國家新興產業向我國的部分轉移也有利于做大做強我國企業的規模，加速培育中國制造的自主知識產權，脫離“產業先進、環節低端”的老路，通過市場吸引更多的國際要素資源來優化中國制造的特點和個性，推動我國工業和信息化發展取得新的突破。

        一方面，我國要抓住機遇，做好準備承接發達國家在新一輪產業調整中轉移過來的產業。通過政府引導，加快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的培育，充分發揮大企業在產業自主創新中的領軍和輻射作用。另一方面，我國要通過這些轉移過來的產業推動我國自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培育新興產業。再工業化戰略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是促進消費、增加投資、穩定出口的一個重要結合點，政府引導與市場機制相結合，以國外產業轉移為基礎，加大對新能源研發的投入，研究制定鼓勵能源研發、生產、消費的政策體系，推進新能源和節能環保技術產業化。　
　
      （三）充分借鑒西方再工業化的經驗成果

        西方國家再工業化戰略的著力點的選擇、組織實施方式、制度建設和機制保障等都為中國的工業和信息化發展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和啟示。西方國家再工業化的選擇新能源、節能環保、高端制造等前沿科技產業作為著力點，能夠有效促成循環經濟，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再工業化戰略的組織實施方式是國家主導下的各種部門全面參與，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受到全社會極大關注。健全的制度和機制為再工業化提供了保障，西方發達國家的戰略規劃多以法律形式出現，用強制性保證計劃順利實施。

       西方國家再工業化并不是徹底摒棄服務業，而是推動服務業和制造業聯動發展。我國應當充分吸收西方發達國家發展服務業的優秀成果，在抓好工業振興的同時，研究制定相應的服務業振興規劃，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推動現代制造業與服務業有機融合，推進三次產業協調發展。進一步打破服務領域的市場壟斷，降低服務業市場門檻，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服務領域，加大對服務業集聚區的支持力度。健康而有序的服務業是提高我國工業和信息化水平的必要支撐。

       三、 西方再工業化使中國工業化發展面臨諸多挑戰

       西方國家再工業化戰略在帶給中國工業化發展機遇的同時，也使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面臨諸多挑戰。

      （一）西方國家和中國之間的工業品貿易摩擦將加劇

       我國制造業在標準化、大批量產品生產上雖然將繼續保有一定的成本優勢，但在加工和制造以外的環節，尤其是研發、專利、品牌、核心零部件和營銷渠道等方面，西方再工業化戰略將給我們帶來嚴峻挑戰。再工業化使整個制造產業向產業價值鏈的高端升級，我國所承擔的本來就處于價值鏈低端的制造外包環節的相對價值將更加被削弱，貿易產品的定價權和利潤分配權被西方發達國家牢牢掌控，我國在國際貿易分工中的地位將相對降低，創造的工業附加值和利潤空間將相對降低，這將加劇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工業品貿易摩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將與中國在貿易主動權上展開激烈競爭，通過高附加值產品占領國際市場，迫使中國的低端制造業產品失去成本優勢和利潤空間；另一方面，中國將嚴防西方國家的“三高”產業向中國轉移，通過自主創新促進產業升級，力求躋身制造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保持貿易競爭力。在這場工業品貿易的較量中，誰能占據科技制高點，誰就能成為貿易的主導。

      （二）新的技術標準和競爭規則將阻礙中國制造產品出口

       西方國家正從制造業的現代化、高級化和清潔化中尋找“再工業化”的出路，這意味著西方國家將在技術標準和國際貿易規則上做文章，以阻礙我國制造產品出口。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在各種技術標準化委員會和國際經濟組織中占據強勢，其操縱技術標準和競爭規則的能力較強，再工業化戰略更加強化了其規則制定者的地位。西方發達國家通過發展各種高端技術甚至極端技術搶先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工業品的技術標準和貿易規則，設置較高市場門檻，使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無法進入該市場與其平分秋色。中國的制造產品出口將受到較大的負面影響，制造技術上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將成為產品的市場認可度的一大制約。

     （三）西方國家將加強對中國的前沿技術封鎖

       西方國家目前仍擁有世界最高技能的勞動力和先進的裝備技術，是世界上制造業最發達和先進制造業發展最快的國家，中國發展先進制造業容易受到西方的技術封鎖，特別是前沿技術。再工業化戰略實際上是制造技術的新一輪革命，西方國家試圖通過占領科技制高點重構單邊世界經濟格局，保持相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壟斷優勢和經濟領先地位。加強對中國的前沿技術封鎖是西方國家在后危機時代的必然選擇，通過技術封鎖，延緩我國自主創新步伐，使我國對其技術依賴長期存在，在經濟上保持競爭優勢和壟斷地位，并逐步擴大其與我國在經濟競爭力上的差距，主導世界經濟格局。

      （四）數字信息技術廣泛采用給中國新型工業化發展帶來挑戰

       數字信息技術早已成為西方發達國家信息化建設的重要手段。再工業化戰略中，數字信息技術被提高到更高的地位。 “數字歐洲”、“無線城市”、“智慧地球”、“物聯網”等概念的提出使人們對未來信息社會產生了無限的展望。目前，在西方發達國家，數字信息技術已經廣泛應用到工業部門的各個領域，極端制造技術、虛擬制造技術等正以驚人的速度提高生產效率和制造精度，這對我國的新型工業化發展提出了挑戰。我國工業和信息化程度與西方國家差距較大，數字化、智能化水平較低，粗放生產模式尚未根本轉型，縮小技術差距、促進產業升級是當務之急。數字信息技術與各個工業行業的發展緊密聯系，又涉及國家安全，已成為國家戰略層面的核心內容，需要大力發展。西方國家數字信息技術的挑戰不容忽視。

       總而言之，在后危機時代，西方國家實施再工業化戰略的背景下，我國既要努力抓住西方再工業化戰略為我國工業化發展提供的機遇，又要積極應對西方再工業化戰略給我國工業和信息化帶來的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