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應推進結構性改革，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新常態。

       中國經濟增長新階段促成經濟新常態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常態”，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經濟增長速度的轉換，這標志著我國經濟正在發生階段性變化，體現了經濟中長期潛在增長率有所下降的客觀趨勢。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長率接近10%，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中國奇跡”。當前，經濟發展的內在支撐條件和外部需求環境都已發生了深刻變化，要求經濟增長速度進行“換擋”，要求經濟增長目標向合理區間進行“收斂”。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一是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調整，外部需求出現常態萎縮。支撐我國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為走的是外向型經濟發展道路。但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呈現出“總量需求增長緩慢、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的特征，使得我國的外部需求出現常態性萎縮。美歐等經濟強國相繼提出“再工業化”“2020戰略”“重生戰略”等措施，貿易保護主義紛紛抬頭，而發展中國家都在努力調整發展模式，加快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使得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需環境已不復存在。
       二是創新驅動競爭更為激烈，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滯后。當前，第三次工業革命正迎面走來，主要發達國家紛紛加快新興產業，力圖搶占未來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制高點，這些新挑戰倒逼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要加快向創新驅動型轉換。但我國過度行政化的科技資源配置方式，導致科技資源浪費嚴重，很多產業競爭力不強、核心技術受制于他人，仍然是不爭的事實，需要我們主動放慢經濟增長速度，為創新驅動經濟轉型升級騰出空間、留出時間。
       三是傳統人口紅利逐漸減少，資源環境約束正在加強。我國的經濟增長結構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目前，東部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供給短缺情況更加明顯，“劉易斯拐點”正在到來，帶動外向型經濟的傳統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減弱。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國過度依靠投資和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已使得能源、資源、環境的制約影響越來越明顯，重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在不斷提高，生態環境壓力在不斷加大，要素的邊際供給增量已難以支撐傳統的經濟高速發展路子，這也在客觀上促使中國經濟逐步回落到一個新的平穩增長區間。
       四是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戰，改革紅利有待強力釋放。2013年，我國人均GDP超過6000美元，已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當前正處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歷史階段，今后必須逐步調整高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尋求新的增長動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改革與發展紅利的全民共享。

       新常態經濟是全方位轉型升級的經濟

       整體上看，新常態經濟包含著經濟增長速度轉換、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動力變化、資源配置方式轉換、經濟福祉包容共享等全方位轉型升級在內的豐富內涵和特征。
       一是增長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轉換。從近十年看，2003年到2007年，我國經濟連續五年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回落到一位數增長，而2012年和2013年進一步回落到7.7%的年增長率。根據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的數據，2014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7.4%，經濟增速進一步呈現出回穩態勢。經濟增速回落是一個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普遍規律，二戰后的日本、德國、韓國等一些成功追趕型國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歷了高速之后，無一例外都出現了增速的回落。我們必須理性對待經濟速度的“換擋期”，用“平常心”對待中高速增長新常態。
       二是產業結構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轉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主要位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比較利益較低。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今年上半年，這一比例攀升至46.6%，這是非常好的結構優化跡象。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已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措施，為加快實現健康中國、養老中國、寬帶中國等目標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今后，通過大力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等產業的發展，優先發展生產性服務業，逐步化解產能過剩風險等舉措，將進一步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打造“中國效益”。
       三是增長動力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過去30多年我國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的經濟發展路子，目前依靠要素驅動的經濟高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面對世界科技創新和產業革命的新一輪浪潮，面對企業主動轉型、創新意愿的明顯加強，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正逐步發生轉換。統計數據表明，2013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是1978年的近3倍，這是由體制改革、技術進步、結構優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我國經濟正逐步轉換增長動力，逐漸轉入創新驅動型的新常態經濟，打造“中國質量”，真正實現增長速度“下臺階”，增長質量“上臺階”。
       四是資源配置由市場起基礎性作用向起決定性作用轉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體現了我們黨對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一次質的升華。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新常態下，政府不搞強刺激、大調整，主要通過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減稅讓利等途徑，將資源配置的決定權限交給市場，不斷增強經濟內生動力，并通過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等方式來彌補“市場失靈”。
       五是經濟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轉換。近年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鎮居民，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態勢開始顯現，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進展。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加快推進，由城鄉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轉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正在加快形成。此外，區域增長格局與協調發展正發生重大而可喜的變化。新常態下，經濟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將是長期趨勢。

       以全面深化改革促進中國經濟形成新常態

       推動中國經濟實現新常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夠實現的，必須經過艱苦的努力奮斗才有可能實現。未來一段時期，我們必須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積極適應新常態，既要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穩妥應對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帶來的沖擊，又要在戰術上主動作為。要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作用，遵循好經濟規律、社會規律和自然規律這“三大規律”，實現經濟的科學發展，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包容性發展，積極釋放“中國紅利”，促進經濟進入7.5%左右的平穩增長期。
       第一，大力實施簡政放權，實現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新常態。新常態下，一是要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積極建立第三方評估長效機制，把那些含金量高的、管用的審批事項徹底放給市場和企業;二是要強化政府服務管理職能，加強事中事后監管，不斷創新監管和服務方式，逐步轉變服務管理方式、提高服務管理效能;三是要基本完成省市縣政府機構改革，推進機構編制結構優化;四是要繼續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逐步建立政府購買服務機制，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實現社會化、市場化。
       第二，推進結構性改革，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新常態。新常態經濟下，經濟增速是“換擋”而不是“失速”，經濟發展仍需保持合理增長速度，因為發展仍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2014年上半年的經濟數據顯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較大下行壓力，面臨較大經濟運行風險，對此，一是要推進需求結構改革，尤其要積極尋求新的消費熱點和增長點;二是推進城鄉結構改革，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構建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三是推進區域結構改革，穩住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經濟規模，避免經濟出現“失速”;四是推進產業結構改革，構建創新驅動產業升級機制;五是推動收入分配結構改革，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實現創新驅動經濟新常態。新常態經濟是創新驅動型的經濟，我們必須將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和應用轉化能力放在促進形成新常態經濟的核心位置。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積極培育壯大新產品、新業態。要深化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著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國家創新體系;要完善知識創新體系，強化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社會公益技術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和成果轉化能力;要積極化解各種經濟運行風險，走創新驅動和內生增長之路，努力形成“人人創新”的新局面。
       第四，深化財政金融改革，支撐產業邁向中高端新常態。新常態經濟是產業結構處于中高端的經濟，這要求有健全的財稅金融體制做支撐。從財稅體制改革層面看，要加快“營改增”改革，進一步加大對生產性服務業的財稅支持力度。從金融體制改革層面看，要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逐步拓寬金融機構負債產品市場化定價范圍，使金融產品真正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發展。要逐步穩步推進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改革。
       第五，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城鄉人民共享改革紅利新常態。要加強農村地權制度的建立，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大教育體制、衛生醫療體制、養老服務體制等改革的力度，積極穩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進一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從城鄉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轉換;要深入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要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和加快發展服務業，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力爭就業增速穩中有進、就業質量穩中提高。（作者：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　張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