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全新的四個方面次第展開：“中國制造”漸漸向“中國智造”的差異化服務業延伸；中國企業走出去，爭取海外市場的投資紅利；形成淘汰落后產能培育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市場環境；通過政府的“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實現中國經濟的再平衡。總之，要讓未來增長的成果能被社會大眾實實在在地分享，而不僅僅是個數字增加的概念，更不該是付出了“貧富差距擴大”的代價而獲得的。
       2014年我們的經濟生活發生了很多重大變化，比如，隨著歐美日國家寬松貨幣政策的加劇，人民幣很長一段時間處于被動升值狀態，由此引來了不少伴隨假貿易和假投資的熱錢流入。而現在情況則完全相反。另外，美國QE3政策雷聲大雨點小，TPP等國際戰略布局又沒有想象的那么順利那么快。相反，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金磚銀行、亞洲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代表中國未來大國戰略的推進卻接踵而來，引發海內外高度關注。還有，美日等發達國家引領的全球股市強勁復蘇，打消了不少由低迷的物價、下跌的油價帶來的未來通縮的壓力。中國在結束了伴隨房地產投資熱潮所滋生的漫無邊際的影子銀行業務后，滬深股市終于也形成了上揚態勢，究竟這波行情能否跟互聯網、電子商務等中國元素一起，構成像美股那樣帶起經濟基本面改善和上市公司業績轉變的格局，還是會讓一般投資者提心吊膽，讓機構投資者利用消息小題大做，吸引資金大進大出，讓實業家失去做好本業的意愿？現在雖然不得而知，但梳理這些錯綜復雜現象背后的邏輯，對于我們更好地應對2015年可能出現的各種嚴峻挑戰，抓住瞬間即逝而又至關重要的成功機會，避免現在社會上出現的實體經濟“錢荒”、虛擬經濟“錢多”的失衡狀態，都是十分必要的。
       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主要來自內外四個方面：首先，地方政府利用大規模的中央財政投資、寬松貨幣政策的支持及銀行信貸迅猛擴張等所追求高增長，不僅無法維系下去，也透支了經濟未來發展空間。其次，政府主導的投資績效并沒有跟百姓的實際收入聯系起來，相反貨幣寬松的結果造成市場對貨幣未來購買力下降的擔憂與日俱增，從而導致大眾脫媒、追求高收益的理財愿望越來越強烈，房地產價格飆升、影子銀行業務膨脹都是由這種抗衡未來貨幣購買力下降的理財行為而帶來的資金成本上升的結果。再者，權力過度集中在政府手里，增加了市場資源配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滋生了以權謀私的貪污腐敗現象。還有，片面追求GDP增長的粗放型投資方式也嚴重破壞了我們的生存環境。
       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改變和我們自身經濟失衡的加劇，“舊常態”下的發展模式，無論是從民工荒，還是從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抬頭的格局中，無論土地成本、資金成本的上升，還是前述的“政策紅利”的后遺癥，都釋放了一個明確的信號：無可維系！于是，在告別“舊常態”下的發展模式的當下，不可避免會看到新陳代謝所產生的經濟增長放慢的傾向。未來“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動力將從全新的四個方面次第展開：
       首先，“中國制造”的標準化規模生產模式要漸漸向“中國智造”的差異化服務業延伸。對此，我們必須學會用好人才的本領。要讓大學生和海歸人才充分利用好他們的語言駕馭能力、創新思維能力，開拓企業所需要的海外市場，避免因產能過剩而導致的企業之間惡性競爭泛濫。為培育中國經濟強國戰略所需要的“人才紅利”，今后我們更需依法治國，尊重知識產權保護，發揮好稅收杠桿的激勵機制，并創建更多像上海自貿區那樣的商業平臺，讓年輕人的創業精神能在上面更好地發揮出來。
       其次，中國企業要走出去，爭取海外市場的投資紅利，以此替代出口紅利受阻所造成的中資企業產能釋放的壓力，同時，為了提升我們的財富管理主導權和安全性，人民幣也要伴之而行。這種新型的爭取“全球化紅利”的戰略，可從習總書記和李總理最近頻繁的海外之行中，和其他國家首腦所簽署的投資合作備忘錄和人民幣互換協議中看得很清楚。顯然，金磚銀行、亞洲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都是這種全球化紅利的轉變形式。為此，中國自身的金融開放步伐也會加快，以配合中國企業和中國資本走出去的戰略。
       其三，中國經濟已不再是以解決就業作為主攻方向的格局，沒有必要再把所有的企業都“養起來”而刻意去搞“成本洼地”的資源補貼。相反應為淘汰落后產能而培育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市場環境，未來，中國企業、甚至金融機構的破產將成為新常態，它預示著中國市場正在通過這種“資源配置紅利”的釋放，讓勝出的企業和機構能分享更多資源（以前被劣質企業所占有和濫用），從而變得更有國際競爭力和健康的造血功能。這對改變滬深股市的“政策市”格局，形成提升中國企業競爭力和國民財富創造能力的“價值市”至關重要。
       其四，中國“新常態”經濟的最大看點，是政府職能轉變所釋放的“制度紅利”。通過政府的“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實現中國經濟的再平衡。不缺位，是指政府著力投資民生工程，緩解大眾的“后顧之憂”，讓企業所創造的先進產能有強大的市場支撐。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常態的財政政策雖也是積極的概念，但投資的內涵和目的卻有了根本性變化，主要為了解決中西部沒有錢消費的問題和沿海城市有錢不敢消費的問題；而貨幣政策則應趨向穩健，杜絕貨幣購買力下降的預期所產生的一種更可怕的“后顧之憂”；不越位，是指政府告別把市場準入大權牢牢捏在自己手中的做法，讓市場在公平競爭中過濾企業，政府該做的是優化監管體系，及時將劣質企業驅除出市場，結束過去惡性競爭所造成的劣幣驅逐良幣的扭曲狀態；不錯位，是指政府不與民爭利，及時做好市場參與者的各項合理的服務，從而真正實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資源配置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目標。筆者以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最大的著力點就應在政府和市場的這種良性互動關系上。
       為了配合上述發生在企業“供給端”的新變化，客戶端市場培育也十分重要。我們將看到，為了解決中西部地區廣大農民的消費能力，2015年政府將著力在土地流轉、新型城鎮化建設等方面，積極推進各項改革和扶持政策，以盡快解決大多數人“沒有錢消費”的問題。同時，政府還將在醫療、養老、住房、教育等關鍵的民生領域加大改革力度，把“有錢不敢消費”的市場潛力，盡快釋放出來，從而為中國企業商業環境和績效的改善打下堅實基礎。當然，更為重要的是，還須強化消費者利益保護的法律體系建設，堅決打擊假冒偽劣的商業行為，讓為數不多、但消費能力極其旺盛的富裕階層，盡快告別“有錢不在國內消費”的心態，從而給中國商家創造更多良好的商業機會。讓自食其力致富的機會不斷擴大到中低收入階層中去。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