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我國仍將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任務，制造業發展的內外環境也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重要變化。《中國制造2025》指出，全球制造業格局面臨重大調整, 國內經濟發展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我國制造業發展必須緊緊抓住歷史機遇，積極穩妥應對內外部挑戰。

       一、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技術融合，將給世界范圍內的制造業帶來深刻變革

       科技創新始終是推動人類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產生深刻變革的重要力量。當前，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等重要領域和前沿方向的革命性突破和交叉融合，正在引發新一輪產業變革，將對全球制造業產生顛覆性的影響，并改變全球制造業的發展格局。特別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將促進制造模式、生產組織方式和產業形態的深刻變革，智能化服務化成為制造業發展新趨勢。泛在連接和普適計算將無所不在，虛擬化技術、3D打印、工業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將重構制造業技術體系，如3D打印將新材料、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植入產品，使產品的功能極大豐富，性能發生質的變化；在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泛在信息的強力支持下，制造商、生產服務商、用戶在開放、共用的網絡平臺上互動，單件小批量定制化生產將逐步取代大批量流水線生產；基于信息物理系統（Cyber-Physics System，CPS）的智能工廠將成為未來制造的主要形式，重復和一般技能勞動將不斷被智能裝備和生產方式所替代。隨著產業價值鏈重心由生產端向研發設計、營銷服務等的轉移，產業形態將從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變。網絡眾包、異地協同設計、大規模個性化訂制、精準供應鏈管理等正在構建企業新的競爭優勢；全生命周期管理、總集成總承包、互聯網金融、電子商務等加速重構產業價值鏈新體系。

       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也給我國的制造業發展帶來重要機遇。當今，我國在相當一些領域與世界前沿科技的差距都處于歷史最小時期，已經有能力并行跟進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實現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

       二、全球產業格局重大調整，國際貿易規則正在重構，我國制造業發展面臨嚴峻的外部形勢

       發達國家高端制造回流與中低收入國家爭奪中低端制造轉移同時發生，對我國形成“雙向擠壓”的嚴峻挑戰。一方面，高端制造領域出現向發達國家“逆轉移”的態勢。制造業重新成為全球經濟競爭的制高點，各國紛紛制定以重振制造業為核心的再工業化戰略。美國發布《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制造業創新網絡計劃》，德國發布《工業4.0》，日本在《2014制造業白皮書》中重點發展機器人產業，英國發布《英國制造2050》等。目前，制造業向發達國家的回流已經開始。如，蘋果電腦已在美國本土設廠生產，日本制造企業松下將把立式洗衣機和微波爐生產從中國轉移到日本國內，夏普計劃在本土生產更多機型的液晶電視和冰箱，TDK也將把部分電子零部件的生產從中國轉移至日本秋田等地。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一些東南亞國家依靠資源、勞動力等比較優勢，也開始在中低端制造業上發力，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轉移。一些跨國資本直接到新興國家投資設廠，有的則考慮將中國工廠遷至其他新興國家。如：微軟計劃關停諾基亞東莞工廠，部分設備轉移到越南河內；耐克、優衣庫、三星、船井電機、富士康等知名企業紛紛在東南亞和印度開設新廠。總的來看，我國制造業正面臨著發達國家“高端回流”和發展中國家“中低端分流”的雙向擠壓。


       此外，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強化與全球貿易規則重構相交織，我國也將面臨國際貿易環境變化的新挑戰。一是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強化。近年來，我國成為遭受貿易救濟調查最嚴重國家， 2014年上半年的涉案金額52.9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36％。可以預見，未來我國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貿易摩擦將更為激烈，對我國制成品出口將造成不利影響。二是全球貿易規則也處于重構過程。美國極力推動打造跨太平洋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TPP) ，在服務貿易、知識產權、勞工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高門檻，將進一步削弱我國工業出口產品的成本優勢，也將影響我國工業實施的“走出去”戰略。此外，美國推動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美歐雙方互相降低非關稅壁壘，統一各類認證等監管標準，也將挑戰我國參與的金磚國家準貿易聯盟。全球貿易投資秩序的重建，可能對國內貿易投資產生替代效應，我國的對外貿易和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壓力將會增大。

       三、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資源環境和要素成本約束日益趨緊，經濟發展環境發生重大變化

       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國的經濟發展已不再是總量擴張的過程，而主要是結構升級轉型的過程，增速下降可能帶來某些難以預料的挑戰，這對我國制造業發展方式轉變提出了緊迫要求。

       當前，我國制造業發展的資源能源、生態環境、要素成本等都在發生動態變化。從資源能源看，我國資源相對不足、環境承載能力較弱，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8%、40%和25%，石油、鐵礦石、銅等重要礦產資源的人均可采儲量分別為世界人均水平的7.7%、17%、17%。從環境壓力看，長期積累的環境矛盾正集中顯現，目前全國有70%左右的城市不能達到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17個省（區、市）的6億左右人口受霧霾天氣影響，水體污染較為突出，土壤污染日益凸顯，重大環境事件時有發生。從要素成本看，隨著人口紅利消失和要素成本的全面上升，我國制造業原有的比較優勢正在逐漸消失。如，2014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從2011年的頂點下降了560萬，勞動力供給呈縮減趨勢，并直接導致用工成本上升。目前我國制造業工資普遍達到3000—4000元，遠高于東南亞等國。據波士頓報告，中國制造業對美國的成本優勢已經由2004年的14%下降到2014年的4%，表明在美國生產只比在中國生產貴4%。

       我國制造業傳統競爭優勢賴以保持的多種要素約束日益趨緊，已經使粗放式的發展道路越走越窄。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在原有比較優勢逐步削弱、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的新舊交替期，我國制造業必須加快轉型升級步伐。

       四、國家作出一系列重大戰略部署，內需潛力和改革紅利不斷釋放，為制造業發展開辟廣闊空間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一系列事關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部署。四化同步發展為制造業創造了新需求，開拓了新市場。如，城鄉一體化將成為拉動制造業內需增長的主要動力，按照目前的城鎮化速度，未來每年將有1000余萬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據測算，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將帶動1000多億元的消費需求和5萬億元固定資產投資。農業現代化也將推動制造業的發展，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業技術裝備水平等都為制造業創造著巨大的需求。“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重大區域發展戰略，也將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業區域協調發展等，推動制造業的發展。總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中國，各產業部門新的裝備需求、人民群眾新的消費需求、社會治理服務新的能力需求、國際競爭和國防建設新的安全需求，在生產裝備技術水平、消費品品質提升、公共設施設備供給、重大技術裝備自主可控等各方面，都對制造業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個正在形成的13多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國內消費市場，是我國制造業所擁有的最大優勢。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戰略部署也使我國制造業獲得新的發展動力。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等新一輪改革，將有助于破除我國制造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解決制約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深層次矛盾，激發市場活力。近一時期，下放和取消行政審批權限、減輕企業稅費負擔、降低融資成本、推進創新創業等一大批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改革舉措相繼出臺，一個更加寬松公平、鼓勵競爭，更有利于企業創新和工業發展的環境開始形成，為制造業由大變強提供了持續動力和堅強保障。

       總的來看，未來十年我國制造業發展面臨的挑戰巨大，機遇也前所未有，但機遇大于挑戰。必須牢牢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的戰略機遇期，審慎應對、前瞻部署，堅定不移推進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努力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搶占制造業的未來發展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