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專家近日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十周年慶典上表示，由于受到投資回報率下降、融資渠道不暢等因素影響，當前民間投資增速出現下滑，但“十三五”期間，民間投資空間和潛力巨大，尤其是在城鎮化、高端化、智能化等相關領域。
       最新發布的《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2016年中期）》（簡稱《報告》）預計，下半年，由于投資增速回落和消費疲態進一步延續，GDP增速將明顯回落，預計全年GDP增速為6.6%，較去年下降0.3個百分點，但由于價格效應，2016年GDP名義增速為7.5%，較去年提高1.1個百分點。
       經濟下行壓力再“抬頭”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指出，2016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在持續探底后開始呈現企穩跡象，CPI重返“2時代”、PPI負增長大幅度收窄、企業利潤增速的“轉正”以及房地產類數據反彈都表明，中國宏觀經濟并不存在“硬著陸”的可能。不過，外部經濟波動的重現、內部扭曲的強化、金融風險的不斷累積與間斷性釋放、結構性改革的全面實施等方面因素，決定了2016年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難以持續上半年企穩態勢，下行壓力進一步抬頭。
       《報告》預測，2016年中國GDP實際增速為6.6%，CPI增長2.3%。本輪“不對稱W型調整”的第二個底部將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現，并呈現出強勁的底部波動特征。由于2016年-2017年是中國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期，各類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須做出新的調整。
       清華大學國家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雖然今年一季度很多經濟指標均出現了一輪反彈，但還不足以佐證經濟已經筑底。“一是因為高投資恐怕難以持續；二是消費領域出現了風險的苗頭，勞動工資的增速低于GDP增速；三是可能至少要到明年下半年進出口才能夠見底。”
       多措并舉促民間投資回暖
       近期數據表明民間投資增速不斷下降，這也引發市場對于經濟前景的擔憂。與會專家認為，投資回報率下降、投資渠道和領域受限等，大大制約了民間資本的積極性。
       李稻葵強調，對一季度民間投資增速下滑不宜過分解讀，這可能是因為“營改增”間接影響所致。“‘營改增’主要是由地稅轉向國稅，因此過去有一個做法現在不靈了——以前地方政府會跟民間投資討價還價，比如多搞點投資、少報點稅，現在這個交易很難做了，這或許可以解釋一季度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巨幅下降。”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直言，目前民間投資在地域上呈現出“冰火兩重天”的分化狀況，“東北地區是負增長，西部地區也下行很快，廣東民間投資增長速度重回20%”。
       辜勝阻建議從多個角度解決民間投資不足：首先，解決空間和渠道的問題，要進一步放寬民間投資；二是在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國有企業投資和民間投資等關系上，要發揮政府投資、國企投資的引導協同效應，避免解除效應；三是要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問題；四是需要提升民企的轉型能力，讓企業有利可圖；五是要弘揚企業家精神，讓民企敢投資。
       辜勝阻認為，“十三五”民間投資仍有很多空間和機遇，包括城鎮化、城市群建設、制造2025科技強國、智能化加高端化、節能環保等。
       嚴控風險是去杠桿的關鍵
       多位與會專家均表示，隨著經濟增速下滑，管理風險成為穩增長的重中之重。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會面臨去杠桿的問題，要綜合考慮減債與穩增長的矛盾，以及如何實現二者平衡。
       李稻葵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有兩類風險：一是國際風險，如美聯儲加息對資本和外匯市場的影響。“只要中國自己的金融市場和體制不出亂子，風險基本可控”；二是短期改革措施所引發的金融市場波動，如去產能和去杠桿引發的債券違約，部分銀行注銷呆賬速度加快等，目前這些風險也基本可控。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說：“簡單來說，供給側改革是‘三去一降一補’，但中國經濟目前的狀況是‘三去’不能同時發生。如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同時發生，則金融、經濟方面極有可能出問題，現在合理的解決辦法是把杠桿支住，然后去產能。”
       《報告》建議，在目前高債務環境中，不僅要保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同時還要對大量僵尸企業進行出清，對高債務企業進行債務重組，對銀行以及相關企業的資產負債表進行實質性重構。存量調整是增量調整的基礎，對于中國目前的宏觀環境而言，存量調整基礎上的“積極財政政策+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強監管”依然是走出困局的核心法寶。高度重視生產領域的通貨緊縮與高債務疊加產生的內生性緊縮效應。一方面要采取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沖價格過度回落帶來的沖擊，另一方面必須通過債務重組、債務置換、融資結構轉換、降低利息、減稅和各類行政管理成本等措施，多途徑解決企業高債務問題。
       同時，高度重視中國宏觀經濟與金融背離的問題。一方面要從戰略上認識到“利用股市和債市繁榮來啟動經濟和推動資本市場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必須認識到市場泡沫對中國宏觀經濟帶來的風險。一是宏觀審慎政策必須在幾大時點上重點監測資產價格變化，例如美國加息日、房地產投資反彈點等；二是要利用改革和上市公司改造來緩釋目前的泡沫，使“資金牛”和“政策牛”向真正的“改革牛”轉變；三是要協調好企業減持、增發、IPO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