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上世紀7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發現，如果貿易戰不可避免，一定程度上開放市場似乎是個積極表態，對美國進口的增加類似于一種自愿性對美出口限額。
       近來隨著中美貿易強硬派人士加入特朗普團隊，2017年1月底特朗普上任后的中美貿易前景似乎更加難料。筆者2016年11月28日曾在《財經》雜志發表《警惕特朗普沖擊》一文已經判斷，國內輿論對于特朗普沖擊并未有充分預期，而在筆者看來，憑借“讓美國再次強大”口號勝選的特朗普上任后對中國未必有利，需要警惕其沖擊。
       特朗普組閣提名不少對中國強硬的鷹派人士，特別是提名曾出版兩部專著專門抨擊中美貿易關系、并支持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標簽的彼得•納瓦羅新組建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凸顯了日后中美貿易關系可能出現的緊張局面。
       如何評價中美貿易戰的可能性前景與雙方的成本？貿易戰一旦爆發，具體以哪種形式體現？對哪些行業影響最大？在筆者看來，仔細研究這些問題，做好“應戰”對策，方可爭取主動權、防范貿易風險擴大。

貿易戰對中國經濟可能帶來的損害
       從中國方面來說，中美貿易戰一旦出現，短期內難免會給中國經濟增長和勞動市場穩定帶來直接的負面影響，同時還可能給中國施加通縮壓力、人民幣進一步貶值壓力。
       首先，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依賴體現在多個方面。2016年，中國對美商品出口占中國商品總出口的18%以及GDP的4.4%。對美商品出口不僅集中在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上，如玩具、家具、紡織的對美出口均占該行業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并且隨著中國制造業的升級，資本密集型產業如電子機械等對美出口也大幅增加，出口量趕超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對美出口為中國創造的就業機會也不可小覷。根據商務部、海關、國家統計局和外匯管理局共同發布的《全球價值鏈與我國貿易增加值核算報告》顯示，2012年每100萬美元的對美商品出口可為中國創造59個工作崗位。
       此外，2015年中國香港對美國整體出口貨值為3422億港元，其中轉口貨值達到3383億港元，考慮到香港轉口來源地主要以中國內地為主，2015年占據總轉口額的67%，預計內地通過香港轉出口到美國的份額約300億美元。
       其次，中國對美國在技術進口以及融資上也有一定依賴。例如，中國進口的許多高科技產品，關鍵技術只有美國持有，一旦美國停止此類核心技術的對華出口，可能會對中國的產業供應鏈產生沖擊。例如，因特爾和AMD在個人電腦CPU使用中非常普及，中國手機絕大多數亦安裝GPS全球定位系統，一旦爆發貿易戰，中國在尋找此類技術的替代時需要一定時間。
       除此之外，直接投資方面，過去十年，美國對華的直接投資占中國全部FDI的3.3%，筆者估算，十年內美資在華企業雇傭人數達數十萬之多。同時，中國香港由于稅收、法制等軟環境，使得有相當一部分中美投資是通過香港作為“超級聯系人”進行的，包括中資企業對外投資與并購，考慮到2015年中國香港與美國直接投資頭寸高達約400億美元，其中包括很多中資企業對美企業投資以及其反向，因此，真實的中美雙項投資額度可能會高于中國官方統計數據。并且，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美國資本市場融資，貿易戰的爆發亦會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產生不利影響。
       最后，很難找到與美國市場體量接近的替代市場。理論上中美爆發貿易戰后，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會轉向其他國家地區，但筆者研究發現，中國對其他一些主要出口國家的出口比例也已經較高，進一步提高出口比例和市場占有率的空間極其有限。例如，對美國出口量最大的電子機械與設備，對日本出口占其進口額份額49.6%，對韓國出口占其進口額的40.7%，德國占23.0%，英國占22.7%，消化更多的中國進口相對困難，而非主要貿易國市場的自身需求又相對有限。
       基于以上理由，如若中美之間當真爆發貿易戰，短期內可能會給中國造成需求側的巨大沖擊。而經濟增速放緩、失業增加等或許會迫使政策更加被動，也將增加人民幣更大的貶值壓力。而更悲觀的一種情況是，穩增長壓力加大使得政府不得不出臺進一步寬松措施，錯失結構性改革良機。

貿易戰對美國經濟可能的損害
       貿易戰顯然對雙方不利，一旦引起中國方面的反擊，對美國而言，可能導致“傷人一千，自損八百”的結局。
       首先，中國是美國繼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的第三大出口國。據美國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高達1161億美元，占美國商品總出口的7.7%以及GDP的0.7%。美國對華商品出口不僅包括高附加值的工業產品，如飛機、汽車、電子設備，也包括資源型商品，如原木和谷物。此外，美國2015年對中國香港出口約270億美元，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內地需求。事實上，美國絕大多數的大型跨國公司都視中國為重要市場。
       根據美國商務部統計，美國對中國的商品出口為美國創造至少67.8萬個就業崗位，占全部出口創造就業的10%。
       中國服務業的出口對美國也十分重要，2015年美國服務業對華出口額高達484億美元，順差為333億美元。根據美國商務部數據，對華服務業出口在2014年為美國創造了27.3萬個就業崗位。
       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也是連年增長，2015年錄得80億美元。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創造了1.3萬個工作崗位，中國所有對美國投資則創造9萬個工作崗位。同時，誠如上文提到，如果考慮到香港“超級聯系人”的角色，每年有相當多的中資利用香港作為并購和投資平臺，真實的影響會更大一些。
       綜上，中國對美出口以及中國對美投資，總計為美國創造了至少100萬個就業崗位，占美國非農就業總人數的0.7%。
       其次，美國同樣依賴從中國的進口。美國從中國的商品進口占美國商品總進口的21.3%。其中，從中國進口的機電設備占此類產品總進口的40.8%，從中國進口的機械及機械設備占此類總進口的32.4%。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進口占比更高，部分行業甚至高達80%。從       這個角度來看，短期內找到中國制造的完全替代品相對困難，貿易戰將會推升美國人民的生活成本并提高通脹風險。
       最后，雖然全球化對美國勞動市場造成了兩極分化的沖擊，但除非美國對全球所有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國家同時進行貿易戰，否則低端制造業的美國回流將難以實現。

日美貿易戰鏡鑒
       一旦貿易戰爆發對中國有負面影響，美國也未必能得到實在的好處。但從現實來看，如今特朗普重用對中國的鷹派人士，顯示對貿易戰的可能性不可小視。
       可能出現的情況與路徑則是需要討論的重點。以史為鑒，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的日美貿易摩擦，與現今中美貿易摩擦十分相似，對其進行研究可以為了解中美貿易戰爆發可能導致的后果提供借鑒。
       日本在1955年加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后逐步實行“走出去”戰略，并隨著日本制造業的迅速崛起，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與美國頻繁發生貿易摩擦。
       第一輪貿易摩擦起始于紡織品爭端。由于日本紡織品的快速發展，其對美國出口及市場占有額逐步提高，對美國本土紡織品制造業形成威脅。為了回避矛盾，日本接受美國政府要求，實施了對美國出口的自愿限制，并且在1971年簽訂“日美紡織品協定”，以1969年為基準設置限制對美出口增長的范圍。
       日美貿易摩擦并未就此止步，在進入上世紀70年代后，日美在鋼鐵領域開始爭端不斷。1974年，美國政府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對美鋼鐵出口量；1976年，美日簽訂特殊鋼進口配額限制協定；1977年，美國對日本五種鋼鐵提出傾銷訴訟；直到1978年，美國實行鋼鐵起動價格制度，即對低于一定價格的日本進口鋼鐵自動啟動反傾銷訴訟，使得日美鋼鐵摩擦降溫。
       最為激烈的貿易摩擦發生在汽車行業。1978年，日本對美汽車出口超過150萬輛，在1980年達到192萬輛。美國從日本進口的汽車占汽車總進口的80%，日本汽車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高達20%。來自日本的競爭使得美國政府不得不為本國汽車行業提供10億美元的補助。1979年，美國政府要求日本完全開放日本的汽車市場，日系汽車制造商在美國建廠以及自愿接受出口規模限制。1980年5月，日本政府統一減少對美汽車進口關稅，并在1983年同意將對美出口汽車輛數設定上限，1981年的出口上限為168萬輛，1991年為230萬輛。
       1985年，為了減少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美國要求日本簽訂“廣場協議”同意日元兌美元升值。雖然日元應聲大漲，但其減少美國對日逆差的效果只體現在簽訂后的頭幾年。1990年，美國對日本的汽車出口逆差占美國對日本總逆差的四分之三，以及美國整體貿易逆差的二分之一。1992年，布什總統訪日后，日本將對美國汽車出口上限從230萬輛下調到165萬輛。1993年，克林頓政府要求日本更加全面地開放本國汽車市場，1995年，美國根據《1974年貿易法案》對日本汽車征收額外關稅。
       除了汽車領域的貿易摩擦，1970年到1980年，彩電、半導體、電腦、電話等電子產品也被卷入日美貿易紛爭。美國不斷對日本實行貿易限制的同時，日本也同樣限制來自美國的農產品進口，包括牛肉、有機食物等。
       日美貿易摩擦延綿近30年，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貿易逆差的GDP占比開始下降，日美貿易關系才有所改善。2000年以后，大部分貿易摩擦都在WTO的框架下得到解決。
       而從影響來看，被征收高關稅及被實行出口限額等措施，其實對日本整體經濟的影響確實相對有限的。實際上，上世紀70年代－90年代的日美貿易戰相較于1930年美國實施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帶來的沖擊要小許多。例如，1992年，日本被要求將汽車出口上限從230萬輛下調到168萬輛，但日本對美國汽車出口金額在當年僅減少1%。
       同時，通過日元升值調整對美貿易順差的做法并未見效。日元兌美元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已經大幅升值，但日本對美貿易順差只是擴大未見減少。但貿易戰無疑對日本該行業的產業布局造成了影響，例如，日本汽車制造商被要求在美國建廠生產，出口限額也促使日本將高端產品的制造更多地轉移到美國。
       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廣場協議”的簽訂。由于日元大幅升值導致日本央行不得不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降低利率，釋放大量流動性，加之日元升值吸引大批熱錢流入日本，日本國內一時流動性泛濫。隨之而來的是資產價格飆升，泡沫形成。而上世紀90年代初的泡沫破滅則將日本帶入“失去的30年”。
       研究上世紀7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發現，如果貿易戰不可避免，一定程度上開放市場似乎是個積極表態，對美國進口的增加類似于一種自愿性對美出口限額，這種情況下，美國的高科技公司、服務類公司以及中國的高端產品出口公司會有一些獲利，把握此機遇，配合改革，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對中國的市場化改革與改變國有企業壟斷局面也是有好處的。
       日美貿易摩擦的經驗還表明，中國應該避免通過匯率大幅波動來調整貿易。廣場協議是日本危機出現的一個重要事件。當前全球貨幣政策存在困境，如果中美貿易戰無法避免，中國出口短期受損嚴重，中國政府也應避免用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尤其是在現今資產價格過高的情況下，不然只會推遲結構性轉型，催生泡沫，甚至引發經濟危機。
       此外，如果中美貿易戰爆發，體現形式也不會是全面提高所有行業的關稅，調整幅度也未必會提升至45%，10%、15%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根據以下三個標準來判斷最可能被制裁的行業，即一是美國國內生產所占比重低的行業；二是美國有相對優勢的行業；三是中國對美出口量大的行業。筆者預計，計算機、電子設備和機械設備行業最可能成為貿易戰火力集中行業，應該重點防范。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 首席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客座教授，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