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不斷上漲的成本，珠三角制造業正在經歷明顯分化：高端制造業通過自動化和信息化的有機結合追求智能化生產，以降低人工投入，提升生產效率；中低端制造業則通過外遷方式，以降低生產成本，留下的工廠規模趨于小型化，作為接單窗口，滿足客戶研發打樣需求。
       高端制造業：
       自動化+信息化 提升生產效率
       一條產線由機器手臂自動識別、檢測、組裝產品，一條產線靠人工識別、檢測、組裝產品，最終出來的成品都是對講機，但質量、成本投入和生產效率卻存在很大差異。
       在位于深圳龍崗區的海能達全球制造基地，可以看到傳統產線、自動化產線和正在朝工業4.0邁進的智能化產線并存的場景，使其成為觀察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好樣板。
       從視覺上看，智能化產線要比傳統產線長很多。廠長車固勇解釋說：“因為人有復雜的思考能力，一個人可以做好多動作。而機器恰恰相反，只能反復做同一個動作。”
       這條智能化產線一期投資1200萬元，集成了29組射頻識別（RFID）設備、11臺六軸機器人、34套測試儀器等硬件設備。車固勇說：“這只是可以看得見的硬件部分，而實際上對于一條智能產線而言，最關鍵的是看不見的軟件部分，即信息化投入。形象地說，自動化讓機器有手，而信息化讓機器有大腦，有思維和判斷能力。”這條智能化產線，集成了海能達自主開發的18套系統和程序，涉及6項專利。
車固勇說：“有了信息化后，機器可以自主判斷和交流。比如在自動供料機內它怎么知道這一盤物料已經被取完需要換下一盤？那是因為當這一盤里的最后一臺被拿走后，會產生一個信息給到供料機‘你應該把下一盤拿出來了’。”
       在車固勇看來，信息化也是實現混線生產的關鍵。隨著訂單多樣化，一條產線若只能生產一種產品，將導致產能浪費。傳統產線需要靠人來識別產品類別，做出生產調整。而智能化產線，放置產品的夾具上帶有射頻識別條碼，一掃描就可以知道夾具上是什么產品，應該在哪個環節停下來，機器和產品之間實現了交流。
       同樣生產對講機，與傳統產線相比，智能化產線每班員工可從25人降至12人，減少52%，每小時產量從65臺提高到90臺，增長38%。
海能達高級副總裁曾華說：“在成本上漲的過程中，我們也考慮過搬走，但技術和人才積累可能就會浪費掉。我們觀察到，德國企業很少靠搬廠解決成本上升問題，而是通過技術創新去應對挑戰，向工業4.0升級。我們覺得德國模式更適合我們，所以選擇朝工業4.0方向發力。”
       提供工業4.0咨詢服務的西門子以顧問的身份，對海能達制造環節進行了診斷。“根據診斷，我們改進的大部分都是信息化的工作。自動化的工作是好做的，上設備就能解決，但自動化只是工業3.0，自動化結合信息化才是工業4.0。而信息化需要結合自身生產特性，進行個性化開發，不是單靠買軟件就能解決的。”曾華說。
       目前，在海能達全球制造基地里，自動化產線仍是主流，已投入使用的智能化產線僅完成了工業4.0所需的1/4的改造進程，但是效果已經頗為明顯。曾華說：“我們每年投入1.5億元改造制造環節，每年產出增長40%至50%，費用率（投資/產出）最多增長30%，說明收益大于投入，投資是值得的。”
       目前，在智能化產線上，仍然有部分環節的工作是由人工完成的。對此，車固勇說：“在智能化過程中，我們不是一次性完成投資，而是分批次投資。因為，現階段，在有些環節上投資1塊錢，可能省4塊錢，但在有些環節上投資1塊錢，只能省5毛錢。搞智能制造不能一頭熱，要事先想好，系統地規劃，分步去實施，才能確保財務上有收益。”
       中低端制造業：
       小型化+外遷 降低生產成本
       與高端制造業加大投資，提高生產效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為降低生產成本，保住利潤率，珠三角中低端制造業規模收縮、產能外遷的態勢愈發明顯。
       深圳華強聚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強PCB”）是一家以生產小批量印制電路板（PCB）為主業的工廠，主要是為企業研發階段生產測試件。“最小的訂單，比如做測試件，5片10片都做。”該公司負責人章新華說。
       當前，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勝，華強PCB的承諾就一個字：快。章新華說：“快很重要。因為一個研發工程師的日薪要1000元以上。如果一個測試件訂單來了，要好幾天才能交貨，不僅增加客戶的研發費用，也拉長了客戶的研發周期。我們能做到24小時內交貨，不讓研發工程師等。”
       章新華告訴記者，他們位于深圳寶安區的工廠剛剛升級換代，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新上了很多自動化設備，并優化了生產流程布局，減少了三到四成人力投入。“我們這個行業經過這幾年的淘汰，都在轉向精細化管理。要是現在還用以前那種粗獷式的管理方式，說不定哪個環節沒搞好就沒錢賺了。”
       “我們這類電子廠，尤其是接大批量訂單的，很多都在往內地其他地方轉移，遷到重慶、黃石、贛州、廣德、銅陵等地方。”章新華說，“像我們這種接小批量訂單的現在還在這邊，但未來也會轉向內地。畢竟我們是制造業，在珠三角成本還是高。”
       根據章新華的測算，不算租金，只算水電和人工成本，轉移到內地可以降低20%至30%的費用。現在工廠還留在深圳，是因為珠三角制造業配套比較完善。“在這邊容易招到熟練的工人。物料和機器設備的供應商都在這里，機器壞了，立刻能找到人來處理。客戶也在這里，外遷的話，運輸時效也都是問題。”
       對于服裝代工廠而言，形勢就更為嚴峻了。炎熱的7月，創鑫輝昊時裝有限公司的生產車間里，100多名工人正在全力縫制羽絨服，以趕上即將到來的秋冬新品訂貨會。
       作為在代工行業工作了近20年的資深人士，該公司負責人王兵見證了珠三角服裝代工業的興衰，目睹了深圳的服裝廠從千人大廠向十幾人的家庭作坊式小廠的轉變過程。
       他說：“這個行業一年不如一年。我經歷過那個輝煌的時代，毛利率50%是分分鐘的事，凈利率在30%以上。十幾年前，人工成本非常非常低，只要有單有工人就穩賺不賠。現在外單都轉移到東南亞等地方了，我們已經接不到一個款式幾萬件的那種外單了，接的都是內單，款式多單量小。”
       王兵告訴記者，這幾年代工費基本維持穩定，視工藝難易程度，一件衣服的代工費維持在15元至130元之間，但成本不斷上漲，實際上工廠的利潤在逐步下降。“三五年前，凈利率都可以維持在15%以上。這三五年利潤下滑得太厲害了。現在凈利率也就4%至5%，這還是管理跟得上的情況下，管理得不好，就要虧錢。”“這個行業里工廠很多，基本上沒有議價能力，客戶給你多少就是多少，你能做就拿來做，做不了他就轉走了。”
       訂單從大批量的外單變為小批量的內單，對服裝廠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王兵說：“單個款式的訂單量下降，對生產的傷害很大。因為款式轉換過程中，員工需要時間學習，效益提不高。”
       這幾年，王兵也在尋找外遷的機會，最近這個機會似乎要成熟了。他近期剛去湖北看了一個廠，目前正在與對方詳談細節。
       按照王兵的測算，雖然客戶在深圳，但即便算上物流成本，內地其他地方的生產成本還是要比深圳低。“房租水電能省不少，人工工資也能便宜點，生產成本能降低30%左右。省下來的都是凈利潤，凈利率肯定能回到15%以上。”
       即便將來要把工廠遷到外地，王兵依然會保留深圳的工廠，將其作為“接單窗口”，方便為客戶打樣，“但規模肯定要比現在小”。而且，“那邊的服裝配套設施還不完善，我們要用的一些繡花、印花、洗水等工藝還需要在這邊做。”
       外遷實際是惡性循環
       保持競爭力還要苦練內功
       日前，渣打銀行發布的《珠三角制造商第8期年度調研報告》顯示，工資上漲、用工荒是中國制造業面臨的幾個重大挑戰。為解決這些問題，高端制造商正專注于追加投資以提高生產效率，而低端制造商則傾向于通過遷廠應對成本上漲。
       在渣打銀行調查的200多家珠三角制造企業中，68%的受訪企業計劃增加2017年的資本支出。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部高級經濟師劉健恒說：“盡管遷離產能日益成為珠三角制造商面對挑戰的一項長期解決辦法，但并非所有企業都將追逐廉價勞動力視作唯一解決辦法。許多制造企業將當前面臨的挑戰視為追加投資以改善成本結構、提高生產率和競爭力的催化劑，多數高端制造企業應對之策仍然是更多投資于自動化和流水線工藝或資本設備。”
       在曾華看來，工廠外遷看似是主動行為，但實際上是被動選擇，表明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外搬實際是惡性循環，因為每個地方的成本都會不斷上漲。要保持競爭力，還是要苦練內功。未來珠三角制造業肯定是要往高端化、智能化方向發展。”
       “我們的愿景是把工廠打造成無線通信領域的首家智能工廠，現在距離這個目標還很遠。”在曾華暢想中，未來的工廠應該是自動化和信息化率很高的工廠，但并不是無人工廠。“未來，工廠的運營將依靠系統，很多腦力勞動將被信息化取代，體力勞動用自動化解決。人只是工廠的設計者。”
       渣打銀行華南區總經理兼深圳分行行長馬健說：“高端制造業大多通過提高生產率來應對挑戰，自動化既能緩解高工資的壓力，同時也反映出商品生產復雜程度的日益增加。高端制造商通過生產更加精密和復雜的商品提升在制造業價值鏈中的位置，同時以合理成本維持高額產出。隨著時間推進，這種努力將轉化為可持續的利潤。”
       受采購期集中影響，海能達主營業務具有很強的季節波動性，淡季時，其全球制造基地的過半產能可用于為其他科技企業代工。曾華說：“海能達做代工收費不低，但訂單量依然很多。去年，我們還向一個老客戶提出提價15%的要求，對方一口就答應了。因為我們在代工制造環節，給客戶提供了很多建議，幫助他們改良產品，大幅降低了他們的售后服務成本，他們的利潤反而增加了。”
       劉健恒說：“這表明，如果企業在微觀層面做出正確的行為調整，勞動力短缺及其他挑戰將給總體經濟發展帶來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