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加強與國際通行經貿規則對接，建設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全面放開一般制造業，擴大電信、醫療、教育、養老、新能源汽車等領域開放。有序開放銀行卡清算等市場，放開外資保險經紀公司經營范圍限制，放寬或取消銀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外資股比限制，統一中外資銀行市場準入標準。實施境外投資者境內利潤再投資遞延納稅。簡化外資企業設立程序，商務備案與工商登記“一口辦理”。全面復制推廣自貿區經驗，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

　　6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寧吉喆在全國人大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改革開放40年來，外資已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去年中國新增外商直接投資達到131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外資占進出口總額比重接近50%，占工業產值比重接近25%，占稅收比重20%左右，貢獻了10%以上的就業機會。同時，中國的快速增長也為外資企業提供了良好機遇。

　　“中國引資的成效是顯著的，但改善投資環境仍然在路上，應該清醒地看到，改善投資環境還要繼續下大力氣，出臺有力措施。”寧吉喆說。據介紹，發改委將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要求，落實包括建設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進一步修訂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將自貿區的負面清單逐步擴大到全國，大幅提高服務業開放水平，全面放開一般制造業，在一些領域放寬或取消外資經營范圍限制等舉措。

　　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政府工作報告中開放的力度超過預期，相關政策有望在兩會后開始陸續落地，紅利可期。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我國推出高水平的、主動的開放，將助力我國高質量發展，同時也向世界釋放了中國開放的紅利。

　　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積極利用外資、促進外資增長是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體制機制方面促進外商投資穩定增長，涉及放寬外商投資的市場準入和改善外資企業的運營環境兩個主要方面。“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在這兩方面都提出了具體而有力的措施，政策力度很大，超出了外界預期。”

　　對外經貿大學教授桑百川對《經濟參考報》記者指出，政府工作報告中把對外開放的問題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在外資的市場準入、倡導良好的營商環境、提升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等方面都做了詳盡論述，彰顯了我國進入新時代之后建立開放性經濟新體制的強烈愿望。

　　在桑百川看來，全面放開一般制造業，是和我國制造業的發展現狀以及國際環境都高度一致、高度相關的，也體現出我們做強實體經濟、推動制造業升級的傾向。他表示，經過長時期的工業化進程，我國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制造業體系，制造業的產業配套能力也已經比較齊全，在國際上已具有較強的競爭力。當今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面臨著新的問題和挑戰，同時也存在著新的工業化革命過程中發展的機遇，在這種條件下，越來越多的中國制造業企業謀求利用全球資源，包括和外資進行有效的合作，來夯實制造業的基礎，推動全球競爭力的提升。

　　“歡迎開放，我們也不怕開放。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在和國外企業競爭。中國實際上已經相當開放。”全國政協委員、哈電集團董事長斯澤夫6日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談及他對開放的感受。

　　全國人大代表、中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清和說，改革開放40年來，中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從一個世界機車車輛行業電氣化的“學生”，一步步成長為中國電力機車之都、世界一流軌道交通裝備企業、中國軌道交通裝備走出去的“金名片”。這期間，公司先后完成了電力機車技術從引進、消化、吸收到再創新的跨越，實現了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轉型，帶動城市地鐵車輛、磁浮交通等產業發展，構建了世界最為完整的軌道交通裝備產、學、研、用工業體系。

　　值得關注的是，政府工作報告中對金融業等服務業開放做了重點部署。近年來，我國服務業吸收外資的增速已經超過制造業，我國外資產業機構持續優化，服務業利用外資已經占到利用外資總量的七成以上。

　　梁國勇表示，最近幾年中國利用外資出現了服務業增長、制造業下降的情況。因此，全面放開一般制造業有助于提高工業領域乃至整體利用外資的水平。而金融業開放的安排，則顯示了中國加大金融市場開放的決心。展望未來，隨著開放的推進，中國現行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規定限制和禁止準入的行業總數有望進一步減少。

　　“在我看來，全面放開也不意味著一下子沒有任何限制了，會是分層次的、循序漸進的過程。”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東艷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總體而言，我國制造業已經比較開放的，下一步開放的重點還是在服務業。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需要的一個轉型和調整的過程。上海等自貿區已經在金融開放方面率先做了一些探索，在現階段，我們推出關于開放的新舉措，打個比方就是“我們原來在河里游泳，現在在大海里游泳”，可能風險增加了，但也會增強我們綜合應對世界經濟挑戰的能力。

　　“如果說我國過去的開放更多是‘要我開放’，那么現在則是‘我要開放’，是積極適應國內外環境的更加主動的調整。一方面，進一步擴大開放是我們內部發展和結構轉型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國這些年的高速發展也釋放出很多機會，很多國家也希望能夠分享中國的發展紅利，希望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尋找機會。總體而言，新開放舉措的推出，不僅有利于我國國內的高質量發展，也向世界釋放了中國開放的紅利。利用紅利與釋放紅利之間形成了良性互動。”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下一步預計我國很多產業都將邁開開放的步子，外商投資負面清單會越來越短，同時負面清單的覆蓋范圍也會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