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十一五”規劃要求在2010年GDP單位能耗降低20%，但2006年全國各地節能降耗減排情況普遍不理想，這對“十一五”后半期任務的完成形成了強大的壓力。這些問題突出表現在節能減排工作不適應約束性指標的要求，產業結構調整工作進展緩慢，結構性污染問題嚴重，環境治理能力建設不足等方面。如何大力推進節能降耗，加快新型工業化進程，我們必須針對問題的根本探索解決辦法。
　　
　　一、政績觀與行政考核指標體系
　　
　　作為一項改進，我國的全國性量化經濟指標集中體現在經濟增長和節能降耗兩方面。但是在以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沒有得到有效調整的前提下，偏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僅付出了較大的資源環境代價，也增加了以預期經濟增長目標為基礎的節能減排指標的完成難度。一方面，“十一五”規劃確定GDP年均增長7.5%，另一方面，GDP單位能耗降低20%。若以GDP實際增速10%左右來計算，工業重型化發展趨勢若得不到控制，到2010年，“十一五”規劃中的節能減排兩項約束性指標是難以實現的。
　　
　　在節能減排指標完成不好的2006年，全國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高達48.7%,其中工業增長超過GDP增長，工業增長中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增長又超過工業整體增長。2007年以來，全國重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比輕工業快，鋼鐵等六大耗能行業工業增加值增速同比更快，主要耗能產品產量增速明顯加快。
　　
　　在各地的規劃中，GDP的增長速度都高于國家“十一五”規劃經濟發展目標，不少地方仍然將追求高速增長作為“硬任務”，把節約能源和保護環境工作當作“軟任務”，層層向下放大GDP的增速，有些地方用計劃預期指標數代替節能減排工作效果，瞞報、混報、謊報節能減排真實情況。究其原因，在于節能減排監管機制不完善，監管主體責任難以落實。并且由于具體的環保考核指標設定并未細化，缺乏可操作性，加之尚未形成完善的責任追究制度，政府的環保責任難以真正落實。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為了完成GDP增長指標，已經影響了節能減排指標的完成，兩者形成為一對矛盾。而相對來說，在各地政府的考核指標體系中，GDP仍然比節能減排指標更為剛性，更有政績說服力。如果按“又好又快”的科學發展觀要求，應該將節能減排指標放在GDP指標之前。也就是說，“十一五”規劃兩大經濟指標的排位應該調轉過來，以體現“又好又快”的要求。同時，要確立節能減排也是發展的觀念，否則，各地各級政府將以“發展是硬道理”或“發展是第一要素”的理由將節能減排工作排列在GDP增長之后，從而在這一對矛盾中無所適從，最終還是以完成GDP指標為主，而導致節能減排指標的不完成。
　　
　　要把節約能源和保護環境的責任落實到各級政府，落實到主要領導人、分管領導人和部門負責人，必須明確地方政府節能減排工作責任，細化地方政府考核體系中的節能環保指標，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要制定完善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考核評價指標體系，層層簽訂治污目標責任書，成績納入領導干部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實施能耗指標公報制度。要建立完善科學的環境管理體制，努力落實公眾參與機制，調動各方積極性，及時向公眾公布信息，加強輿論監督，建立公眾監督機制。
　　
　　當然，經濟增長與節能降耗減排并不是天生的一對矛盾，廣東省的“一高一低”就說明了這一點。作為GDP全國排第一的經濟大省，能源消耗量卻是最低，而且廣東還是一個能源供給對外依存度比較高的省份。作為全國第一經濟大省，反映的是經濟發展之“快”，作為第一能源節約大省，則反映的是經濟發展之“好”。更難能可貴的是，近年來，廣東適度發展重工業，重工業的增幅都高于輕工業，因此，廣東“一高一低”成績的取得顯得尤為不易，這說明廣東GDP的含量，不是以高能耗、高污染為代價換來的。
　　
　　二、經濟發展觀與工業化道路的選擇
　　
　　所謂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是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工業化與信息化有機結合的發展道路。這是相對于速度效益型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傳統工業化道路而稱之為“新型”的道路。黨的十六大就提出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改革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具體講就是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我國工業化水平已經進入發展中期，發達地區已經進入中后期。按傳統工業化發展道路，應該進入重化工業大發展階段，而新型工業化要求走信息化發展道路。重型化與信息化是否又是一對矛盾呢？從廣東省等地提出“適度重型化”的方向選擇來看，就是重型化與信息化并行不悖。
　　
　　關鍵是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一方面是新增很多重化項目，另一方面卻沒有下決心淘汰那些落后的高能耗產業。除了抓經濟增長一手硬，抓節能降耗一手軟的情況較普遍之外，我國淘汰落后產能方面的工作也十分滯后。一些地方和行業為了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對國家應該淘汰的落后生產能力、工藝、技術和設備實行明禁暗保，不但沒有使應該淘汰的落后生產能力退出市場，甚至還在新增落后生產能力。另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環境治理能力建設嚴重不足，影響水污染處理、脫硫、城市垃圾處理設施建設的根本因素是效益不明顯，從而導致投入嚴重不足。污水處理收費低，脫硫設施建設及運行成本普遍高于脫硫電價，城市垃圾費征收率普遍不高，等等，嚴重影響了地方政府節能減排的積極性。有的地方，污水處理敷衍了事，甚至只是為了應付檢查。大部分工業用能設備沒有能效標準，全國節能標準過于遷就現有技術水平，較少反映未來節能要求。
　　
　　從各國的工業化發展進程來看，工業是能耗最大的產業，也是節能潛力最大的領域，如廣州工業能耗占全市總量的60％。同時，能源消耗是企業生產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國際市場綠色產品的重要指標，極大地影響著產品競爭力。推進節能增效已成為企業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和生存之道，一方面，如果企業不通過節能降耗來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其自身的競爭優勢會削弱，市場拓展受影響，還影響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另一方面，企業只有推進節能降耗，減少環境污染，才能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為此，廣州近年整治淘汰了一批能耗大、產出低、污染重、生產能力落后的企業，并全面啟動“退二進三”系統工程，共關閉、停產、搬遷了147家工業企業。為了推進新型工業化，廣州采取了八大戰略措施：一是推進產業結構優化；二是推進工業節能技術改造；三是推進熱電冷三聯供；四是推進新能源的替代工作；五是推進節能管理新模式；六是推進重點耗能企業的節能減排工作；七是推進循環經濟試點城市工作；八是推進多層面的節能宣傳。
　　
　　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廣東近年來加大了工業適度重型化的發展，但主要集中在技術含量較高的電子信息業、電器機械制造業、醫藥業等高效低耗能產業，陶瓷、印染、造紙等高耗能產業占工業的比重并不大。2007年以來，廣東省提出要大力抓好節約能源、節約用水、節約和集約用地、節約原材料、資源綜合利用和發展循環經濟等六項重點工作。而且，廣東正在或還將出臺更多的節能降耗措施，包括節約和替代石油、綠色照明、建筑節能、政府機構節能、熱電聯產、余熱利用、能源利用監測能力建設等七大重點工程。前不久，廣東再次宣布，關停全省900萬千瓦小火電機組進入實際操作階段。
　　
　　顯然，當前我國節能減排工作取得了積極進展，但離完成“十一五”目標還有很大差距。如何正確認識節能減排形勢，準確探索和把握新型工業化的發展規律和特點，從而科學地指導節能減排工作，成為擺在各級政府和部門面前的重要課題。在實際工作中，我們要抓住主要矛盾，認真分析其成因，并采取有效措施解決問題。要真正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業過快增長。要制定和實施有利于減排的金融、財稅、貿易政策，加大污水處理等治污工程力度。要嚴格環評制度，加大環境執法，查處環境違法行為。
　　
　　當前節能減排工作中，潛力最大的還是結構調整。因此，一方面，要合理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大力發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工業帶動和數量擴張帶動，向三次產業協同帶動和優化升級帶動轉變。另一方面，要大力推進節能減排技術進步。要把節能減排作為政府科技投入、推進高技術產業化的重點領域，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優先支持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節能減排關鍵技術示范，采取多種方式加快高效節能減排產品的推廣應用。進一步做好工業園區的規劃建設工作；按照“產業關聯、科學布局、集約用地”的原則，制定園區產業布局方案；多渠道籌集資金，啟動以水、電、路和排污工程為重點的基礎設施建設。
　　
　　三、價值觀與政策法規的作用
　　
　　政績觀也好，發展觀也好，最能體現為政者價值觀的是產業政策和有關節能減排的政策法規，這些政策法規是一種價值杠桿，引導著全社會節能減排工作的發展方向和效果。
　　
　　從我國大多數地區的情況來看，原煤消耗多是節能降耗工作難度比較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從價格上來說，原煤比石油、天然氣要便宜得多，經濟增長仍主要依靠原煤的使用；從工業結構上來看，我國工業化步入中期，一些地區處于工業化中后期，工業重型化傾向較為明顯，而重工業是能源消耗大戶；從產業政策和相關法規來看，節能政策效果沒有顯現出來，也是許多地方GDP能耗下降目標任務沒有完成的重要原因，而各地目前正處于節能降耗政策落實階段，對能源消耗尚未形成有效的節制，政策發揮作用仍需要一個過程。
　　
　　可以說，我國節能減排工作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具體體現在產業政策落實還不到位，對推進重點企業的節能減排、技術進步抓得不緊，對循環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不夠；價格政策導向性還較弱，不能利用價格手段激勵節能減排；財稅政策力度不夠，對國家鼓勵發展的可再生能源和節能、環保技術設備的開發推廣缺乏必要的稅收支持政策；處罰規定不合理，對違法企業難以形成有效威懾；現行法律中環境違法責任追究制度尚不健全，對環境違法企業除行政處罰外，很難追究其相關責任人的刑事責任；環境污染損害賠償制度還未真正建立，助長了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現行法律對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只是進行一次性處罰，對同一企業連續性環境違法行為的連續處罰在法律上還缺乏明確說明，在實踐中尚存在爭議，等等。這些政策法規的傾向性問題說到底還是一個價值觀問題，即什么樣的發展才是符合人類根本利益的，什么樣的生活方式才是更人性化的。
　　
　　我們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樹立正確政績觀、發展觀和價值觀，力促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發展方式轉變，構建新型工業化體系；建立多元投融資渠道，切實保證節能和環保工程建設的資金投入；建立和完善管理體制，強化工作責任；完善節能和環保立法與法律實施監督工作。
　　
　　節能降耗和環境保護工作已經成為確保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和維系生態平衡、環境優良的重要基礎。隨著人口不斷增長、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我國的能源瓶頸和環境污染問題更加突出。必須盡快制定和實施強化節能減排的激勵政策，建立健全節能減排的保障機制，通過財稅政策、價格政策等各種經濟杠桿，促進節約能源和污染物減排工作，形成激勵和約束相結合的節能減排機制。積極推行、落實和貫徹《節約能源法》、《水污染防治法》、《清潔生產促進法》、《循環經濟法》等法律法規，使節能降耗減排工作走上法治軌道，逐步建立和完善環境污染損害賠償制度，確保我國真正走上新型工業化的道路。
　　
　　
　　作者：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 彭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