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制造業供應鏈是一次壓力測試，維護制造業供應鏈的穩定性關系到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任務的實現。在近日舉辦的全球制造業產業鏈高質量合作高峰論壇上，工信部黨組成員、副部長辛國斌表示，在過去的8個多月時間里，我國企業同世界各國企業一道，共同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作出了艱苦努力。

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根基所在，制造業的國際產業鏈合作是全球經濟加快復蘇的重要動力。在全球產業鏈面臨重構的背景下，中國如何力避“斷鏈”與“脫鉤”？

不斷拓展制造業全球合作新空間

中國美國商會4月份在上海進行的一項會員調查結果顯示，70%的受訪者沒有因為疫情而考慮將產業鏈、供應鏈搬出中國。這些公司想留在中國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不想失去14億消費者的銷售市場，另一方面是中國在過去30年中已經成長為世界級的制造業和物流基地。中國美國商會駐中國總裁Ker Gibbs說，將公司從中國遷往美國并不像收拾行李箱抬腿就走這么簡單。對于那些在全世界尋求市場的公司來說，撤出的戰略不可能帶來長遠的回報。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緊密聯系，產業變革創新和開放合作的潮流滾滾向前、不可阻擋。”辛國斌在論壇上表示。他指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給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帶來巨大風險和挑戰。但也要看到，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

辛國斌說，疫情期間，我國扎實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調動各方力量，推動實現醫療物資供應從“緊缺”到“緊平衡”再到“應配盡配”，國際合作從緊急海外采購到積極開展對外援助和商業出口的巨大轉變。同時，堅持“以大帶小、上下聯動、內外貿協同”，推進全產業鏈協同復工復產，保持制造業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經過艱苦努力，我國率先在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兩條戰線上贏得主動，也為促進全球經濟復蘇注入信心和動力。他強調，面向未來，我們應攜起手來、同舟共濟，進一步深化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一是共推開放包容的合作。要創造并維護開放、透明、包容、非歧視的制造業發展生態，暢通要素跨境自由流動，降低市場準入壁壘，推動制度性和系統性開放。二是共推創新驅動的合作。要共同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機遇，加強數字經濟、人工智能、5G等前沿領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探尋新的增長動能和發展路徑。三是共推互利共贏的合作。要加強制造業發展戰略規劃、政策和標準的對接，共同創新合作方式，不斷拓展合作領域，積極尋求發展利益最大公約數。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吳清在論壇上表示，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是全國先進制造業的重要承載區和集聚區。當前上海已經深入貫徹落實國家戰略部署，全力實施新的三項重大任務，全面打響上海制造品牌，加快推進中心建設。在全球經濟放緩大背景下，上海經濟也表現出強勁的韌性，成為跨國公司產業鏈布局的首選地。上海已經連續10個季度，制造業投資都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今年上半年制造業投資仍然保持了20%的增長率，實到外資增長5.4%。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已經增加到730家，外資研發中心增加到466家，這些都充分證明了上海依然是全球投資的熱點。

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守好制造業優勢，需不斷拓展新空間。正如有專家所言，要堅持走經濟全球化下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之路，須統籌兼顧傳統制造業與先進制造業的關系，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共同發展。要推動傳統制造業內部升級改造，破解“中低端產品過剩、中高端產品短缺”的結構性矛盾，推動其從低端走向中高端。要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鞏固傳統產業優勢，強化優勢產業領先地位，抓緊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提升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其次，要按照全球化布局，堅持高度分工、全球協作、鏈式生存，在“專精特新”上多下功夫。中國制造業企業要積極主動擁抱新技術，應用新技術，堅持自主創新和開放創新相結合，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和實用技術相結合。再次，中國的制造業要早日實現智能制造。制造業企業要順應趨勢，加快推動中國制造自動化、智能化轉型，加快推動工業互聯網發展。

制造業產業鏈合作，歐洲和東南亞有很大的機會

論壇上，五家知名企業代表進行了關于“加強產業鏈上下游協同合作助推發展能級躍升”的圓桌對話會談。DealGlobe集團創始人馮林從跨境并購的角度對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企業的發展和創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對跨境并購行業帶來的影響非常之大，主要體現在疫情給跨國交流造成的障礙上。所以，在疫情期間，DealGlobe集團主動轉變了其業務方向，將其主營業務暫時由“幫助中國企業進行海外并購”轉變為“幫助中國企業引進海外資金”，以此來最大化地降低其業務困難。另外他提到，疫情也引起了投資并購領域熱點行業的轉變，疫情之下，投資并購的熱點由原先的TMT行業逐漸偏移至醫療行業。

在“如何通過創新來推動供應鏈、產業鏈的深度合作”這一問題中，馮林也提出了三點想法：第一是用進口代替整體的創新，以央企和民企的合作、科創板和注冊制的運用來推動整體的創新；第二是合資，馮林認為，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發展模式會往合資的方向發展；第三是并購，企業可以通過對其他國家零部件公司的收購來代替自身的開發和生產，也可以通過收購在本國發展受限而在中國業務增長的公司來實現自身的創新和發展。

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馮林表示，雙循環增強內需為當前比較重要的發展方向，與歐洲和東南亞企業的合作以及堅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際合作是企業開展高水平的對外合作的兩條途徑。在他看來，中國企業出海的意愿很高，無論是在歐洲還是東南亞都有很大的機會，但還是存在一個反復平衡的過程。

“中國對歐洲的投資和歐洲對中國的投資整體的占比都在2%—4%之間，占比非常小，至少跟中美之間的合作相比差距比較大。而實際上，就制造業產業鏈來看，中歐之間的互補性是很強的，所以我認為，未來中國和歐洲還是有很多的合作機會和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新基建、醫療等領域。結合中國市場與歐洲相關的技術，還有中國的一些偏上游的制造業，也有很大機會。”馮林在談到對中歐產業鏈合作的看法時表示。另外，他認為，盡管東南亞地區包括像越南這些國家在制造業的工藝化、精細化方面與中國相比差距還很大，但從制造業的領域來看，中國和東南亞之間正面臨很多的合作機會。“疫情以來中國也開始在泰國或者一些其他的東南亞國家建廠，因為把廠建到泰國或是馬來西亞，相對來說比到美國的敏感性會低一點，這也帶來了中國企業向海外進場的意愿。前兩天我受邀去參觀了雅戈爾在東南亞國家的工廠，看到整個工廠現代化程度非常高。總之，必定會有國內的工廠遷往東南亞國家，至于速度有多快，從哪些領域開始遷移，我覺得這是一個反復平衡的過程。我認為中國的產業鏈要往上走，就要變得更加高端。”馮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