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人口眾多、勞動力豐富”著稱的中國，如今人口結構發生新變化：勞動人口下降，老齡人口上升。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公報指出，2012年末，中國大陸勞動年齡人口比上年末下降0.6個百分點。據悉，這是在相當長時期以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首次下降。這一數據也意味著，一向被認為“為中國經濟增長創造奇跡的重要因素——人口紅利”已出現拐點。

　　很多人擔心，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將會影響經濟增長。專家指出，這未必是壞事，它可以對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形成倒逼機制，為經濟發展創造新機遇；同時，對人口紅利進行二次開發的潛力巨大，所以，無需悲觀解讀。

　　勞動年齡人口將趨減

　　人口紅利是指在人口轉變過程中，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帶來的經濟后果。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介紹說，判斷一國是否擁有人口紅利，要看兩個指標，一是勞動年齡人口；二是將勞動年齡人口作為分母、其他年齡組如年幼、年老者作為分子得到的人口撫養比。他指出，如果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人口撫養比下降，就會帶來人口紅利，反之就沒有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曾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很大貢獻。據世行估計，這種結構性優勢對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貢獻度達到了30%以上。但進入21世紀后人口紅利的貢獻開始減少。

　　國家統計局的公報顯示，2012年末，我國大陸15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93727萬人，比上年末減少345萬人，占總人口的69.2%。同時，老年人口比重繼續攀升，2012年我國大陸60周歲及以上人口19390萬人，占總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個百分點。

　　蔡昉指出，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人口撫養比相應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眾，中國的人口紅利將趨于消失。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預計，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至少在2030年以前，會穩步、逐步減少。

　　紅利期結束是發展必然

　　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原因何在？馬建堂表示，中國勞動人口變化的深層原因與中國人口出生的變化有關系。專家同時指出，人口紅利期結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

　　“中國大陸人口轉變的軌跡，與中國臺灣地區和許多鄰國是一樣的，可見不是計劃生育一項政策促成的，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蔡昉稱，即使改變了計劃生育政策，放開了生育限制，也改變不了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放開生育限制之后，中國也不會在生育率上有特別顯著的提高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張茉楠認為，國際經驗表明，所有的先行國家和地區，都曾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紅利”。她說，“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因素。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無法回避老齡化本身這一客觀的歷史必然。隨著人口結構轉變的完成，這種特殊的增長因素最終要消失殆盡，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而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較高的資本積累現狀將不復存在。

　　對紅利拐點不必過度恐慌

　　人口紅利消失，將引發勞動力短缺、勞動力報酬上升、社會負擔加重等阻礙經濟增長的負面情況。但凡事有弊亦有利，專家指出，對人口紅利出現拐點甚至消失不必恐慌，它未必是壞事，相反，會為經濟發展創造新機遇。

　　“中國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發展轉型的倒逼機制。”張茉楠認為。

　　轉型的關鍵，是如何將經濟增長方式從依靠資本和勞動的投入轉向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上。借鑒世界一些主要經濟體成功轉型經驗，蔡昉表示，他們的經驗提示我們，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和“劉易斯拐點”的跨越，通過增長方式的轉變，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源泉終將要轉變到依靠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

　　同時，中國目前還有開發二次人口紅利的巨大潛力。蔡昉說，這種類型的人口紅利包括三個主要來源。第一是來自養老保障需求和制度供給。如果建立起一個具有積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養老功能或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障制度，我們可以利用勞動者的養老期望、儲蓄動機以及資本市場的增值來保持高儲蓄率；第二是來自教育資源的擴大。隨著少年兒童人口規模縮小和比重降低，勞動年齡人口供養在學人口的能力相對提高，意味著可通過擴大教育和培訓大幅度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第三是來自勞動參與率的擴大。（羅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