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不是個“喜新厭舊”的民族，德國人喜歡有經歷的東西，有歷史記憶的東西，有文化記憶的東西。
       德國人生產的圓珠筆摔在地上10多次，撿起來依然可以用。德國建造的居民住房120年也不會倒，就是被戰火摧毀了，德國人也一定要按原樣將其重建起來。
       有一張關于德國建筑物的照片，名叫“不變的德國”，展現的是二戰以后德國人修的房子，完全是巴洛克時代和洛可可時代的風格。為什么？二戰結束后，德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成了一片廢墟，那些古老的房子基本上都被戰火摧毀，德國人非常心疼，因為德國人就是喜歡自己的文化。怎么辦？德國人一定要把當年的照片找出來，把當年的設計圖找出來，一定要按原樣一座座重修起來。今天你跑到德國去看，大多數城市都沒有什么現代建筑，幾乎全是巴洛克、洛可可時代的風格。
       德國有座王家歌劇院在二戰中被美國飛機全部炸毀，德國人心疼得不得了，那座歌劇院是過去建了200年才建好的，結果毀于一旦。怎么辦？二戰后德國人就把這片廢墟圈起來，搞了一批科學家、文化學家、考古學家、建筑師、技術工人，上百號人，花了35年時間，把這堆破磚爛瓦又重新裝回去了，你現在再看這座王家歌劇院，怎么也看不出來是炸彈炸爛了以后又重新裝回來的，這座建筑成了“世界文化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說：“這個行動本身就屬于世界文化遺產。”
       由于德國的經濟發展不靠房地產市場，所以一位德國建筑師很難拿到一個建筑項目，好不容易中了標，就一定會精心設計，一定要把它搞成一個藝術精品，一定要讓它流芳百世。因此，在德國，你永遠也看不到有兩座建筑物是一樣的。因此人們說，德國建筑師重視的不是“眼前利”，而是“身后名”。
       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外國記者問彼得·馮·西門子：“為什么一個8000萬人口的德國，竟然會有2300多個世界名牌呢？”這位西門子公司的總裁是這樣回答他的：“這靠的是我們德國人的工作態度，是對每個生產技術細節的重視，我們德國的企業員工承擔著要生產一流產品的義務，要提供良好售后服務的義務。”
       當時，那位記者反問他：“企業的最終目標不就是利潤的最大化嗎？管它什么義務呢？”西門子總裁回答道：“不，那是英美的經濟學，我們德國人有自己的經濟學。我們德國人的經濟學就追求兩點：一、生產過程的和諧與安全；二、高科技產品的實用性。這才是企業生產的靈魂，而不是什么利潤的最大化。企業運作不僅僅是為了經濟利益，事實上，遵守企業道德、精益求精制造產品，更是我們德國企業與生俱來的天職和義務！”
       在德國，沒有哪家企業是一夜暴富，迅速成為全球焦點的。他們往往是專注于某個領域、某項產品的“小公司”、“慢公司”，但極少有“差公司”，絕沒有“假公司”。它們大多是擁有百年以上經歷、高度注重產品質量和價值的世界著名公司，也被稱為“隱形冠軍”。
       德國的產品不打價格戰，不與同行競爭。德國企業是要追求利潤，但是只要能保證基本利潤，有錢可賺，德國人并不是那么貪得無厭、無休止地追求利潤的，而是要考慮更長遠的、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因此，德國人寧愿在保證基本利潤的同時，讓部分利潤轉化成更高質量的產品和更加完善的服務。
       德國人營銷戰略的路數也與眾不同，一筆生意，在你身上一輩子就做一次，讓你說他的東西好，這就會感染到另外一個人，這個人再去做他的顧客，然后再感染第三個人。
       今天德國只有三座城市，即柏林、漢堡、法蘭克福，被定為“國際化城市”，其他城市都是中小城市。絕大多數的德國人都生活在5萬人、10萬人、15萬人、20萬人的城市里。德國城市的風光幾乎都有這個特點：城市天際線最高的地方一定是教堂的尖頂，任何建筑物都不能超過它。
       我曾與一位德國教授談論過這個問題：為什么德國人能做到守時？他講道：“城市小，就容易守時。為了守時，也必須得把城市設計得小一點。你要想在‘汽車大眾化時代’做到城市不堵車，需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任何樓房不要超過五層，在德國，你要想建造六層以上的高樓，必須由議會投票通過才行；第二個條件是任何城市必須有一半的空間是馬路。只要你同時做到了這兩條，城市就不會堵車。”
       今天德國人一般只在柏林、漢堡、法蘭克福建高樓，但有一個條件，這種高樓從任何方向倒下來時，不能壓到另一棟樓。所以越高的樓房，周邊留有的空地就越大。德國人建房子時，是一定要考慮到當它倒下來時會發生什么事情的。
       “德國制造”的優勢并不在價格上，而在于它的質量，它解決問題的專有技術，它優秀的售后服務。德國企業的一般產品都是具有世界領先水平、高難度且別國一時無法制造出來的產品。德國30%以上的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都是沒有競爭對手的獨家產品。德國人生產的工業制造品，大到挖地鐵的掘進機，小到工作中的訂書機，從質量上講都是世界第一。（來源:《國資報告》 作者:李工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