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結構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正在逐步顯性化，近年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質量的“雙變”已經對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形成倒逼之勢。
       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在19日舉行的“2016年中國勞動經濟學會年會”上預計，2016年勞動年齡人口繼續下降，近5年累計減少的數量約為2000萬，勞動力供給的減少導致人工成本上升、產業轉移和技術替代勞動成為未來的趨勢。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表示，當前大學畢業生占到了我國新增勞動力的“半壁江山”，勞動力的素質和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勞動力市場也再難以大量提供傳統制造業所需的簡單勞動力，過去高投入的經濟發展模式無法持續。
       勞動年齡人口加速減少
       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1年的時候達到峰值9.25億人，2012年比2011年減少345萬，這是勞動年齡人口的首次下降。2012年開始逐年下降，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
       曾湘泉預測2016年至少將保持2015年的降幅，或者下降幅度還會更大。“即使按照487萬來計算，這5年來勞動年齡人口總共下降了1934萬人，這不是一個小數目。”
       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曾表示，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下降至9.11億，還會持續下降，而且到2030年以后將會出現大幅下降的過程，平均以每年760萬人的速度減少。到2050年，人社部預測勞動年齡人口會由2030年的8.3億降到7億左右。
       曾湘泉認為，勞動力供給持續下降帶來勞動成本的迅速上漲，近年來全行業薪酬增長率平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比如，2011年為11.3%，2012年10.5%，2013年9.7%。不少外資企業近年來撤離中國轉向東南亞，與國內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關系。
       勞動力供給的減少還引發了人力資源流動頻率與規模的增大。數據顯示，勞動力密集型企業離職率2011年為35.5%，2012年37.2%，2013年36.2%。曾湘泉說，甚至有企業反映員工的離職率達到了50%，同時勞動爭議也頻發，這些都給企業人力資源的管理帶來嚴峻挑戰。
       勞動力學歷和能力的“剪刀差”
       我國產業結構必須進行轉型的另一個因素是勞動力年齡結構和知識結構都無法再支持過去傳統制造業所需的人力資源。
       從改革開放到本世紀初的20多年間，制造業流水線對于工人的年齡限制非常嚴格，它們“掐尖”使用勞動生產率最高的年輕工人，直到“民工荒”大范圍出現之后，才不得不放開年齡的限制。
       “民工荒”的背后是15~24歲青年勞動力的大幅下降。曾湘泉表示，15~24歲青年勞動力是勞動年齡人口下降最明顯的群體，2006年這個群體有1.2億人，預測到2020年將會下降到6000萬。與此相對應，55~65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出現上升，勞動力結構趨于老化。
       張車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隨著這些年來高等教育的普及，我國勞動力的知識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每年新增就業人口中有一大半是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他們成為制造業中的低廉勞動力。
       如今情況已經和過去不同，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達到44%，2015年大學畢業生約占到新增勞動力的50%，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約占20%。“勞動力的素質和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過去高投入的發展模式無法持續下去了。”張車偉說。
       張車偉認為，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的變化是經濟增長與物質資本的增長聯系變弱，而與人力資本聯系變強，這也是GDP的增速放緩而就業卻好于預期的原因。
       “現在遇到的問題是雖然勞動力教育水平提高了，但大學生自身素質與技能產業結構演化升級要求不盡匹配，帶來結構性失業風險，大學生實際技能與市場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張車偉說。
       技能人才的缺口將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一大隱憂。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勞動力市場高技能人才只占4%，普通技能人才占20%，沒有技能的占到76%。
       2014年《kelly service全球雇員指數報告》顯示，目前92%的中國企業核心競爭力受到勞動力隊伍數量和能力（質量）短缺的影響，其中，勞動力質量問題尤為突出。
       曾湘泉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必須重視培訓和人力資本投資，緩解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矛盾。近年來財政在勞動力培訓上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但效果并不明顯。下一步應該加強對培訓項目的評估，提高培訓的效率，把錢花在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