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一輪信息產業發展和全球制造業逐漸由單一生產型向“生產+服務”型轉變，促進制造業與服務業相融共生、協同發展，成為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加快推進服務業數字化。2019年1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曾發布《關于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發展的實施意見》(下稱《實施意見》)，提出到2025年，形成一批創新活躍、效益顯著、質量卓越、帶動效應突出的深度融合發展企業、平臺和示范區，企業生產性服務投入逐步提高，產業生態不斷完善，兩業融合成為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距離《實施意見》的發布已經一年多時間，部分試點區域和試點企業已經在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兩業融合”方面做出了富有積極意義的探索。

兩業融合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

近來，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概念被多次提起。先進制造業既包括新技術、新模式應用下的高新技術產業及創新業態，又包括許多遵循新發展理念實現轉型升級的傳統制造業。而現代服務業是指在工業化比較發達的階段產生的，依靠高新技術和現代管理方法、經營方式及組織形式發展起來的，主要為生產者提供中間投入的知識、技術、信息相對密集的服務業，以及一部分由傳統服務業通過技術改造升級和經營模式更新而形成的現代服務業。

無論是先進制造業，還是現代服務業，其核心特征都是技術引領下的創新發展，這種創新發展涵蓋了新技術應用下的業態創新、產品創新、服務創新和經營管理創新。

從國際經驗看，在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經濟的穩定發展要兩條腿走路，制造業和服務業缺一不可。歷史經驗表明，部分國家只注重發展制造業，經濟整體會缺少活力和持續發展的動力，而另一些國家和地區因為制造業過度轉移，而僅僅發展服務業，忽略了制造業，大大削弱了實體經濟基礎及國際競爭力。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90年代，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30個成員國就基本確立了服務經濟的產業結構。近十幾年來，OECD各國的金融、保險、房地產和商業服務業創造的增加值在GDP所占比重均有大幅度提升。2004年，美、英、法、德等發達國家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幾乎都達到了70%或以上。同時，生產服務業不僅是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若干中等收入國家和某些發展中國家也開始逐步向服務經濟轉型。

因此，當前全球價值鏈的調整與重構給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全球價值鏈來實現趕超和產業升級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和挑戰。在此背景下，由于現代服務業具有專業化程度高、知識密集等特點，而先進制造業兼具智能化、集約高效發展的特點，現代服務業和制造業之間存在協同與競爭關系，也因此導致現代服務業與制造業價值鏈高度相關，而價值鏈上兩個產業的融合發展有利于促進產業協同效應，突破產業間的條塊分割，進一步減少產業間進入壁壘，放大技術創新的溢出效應，從而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占據產業鏈中具有高附加值的環節。

服務業與制造業融合、互動成為全球產業發展的主流和趨勢，也成為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隨著服務業分工深化與服務創新，服務業領域不斷拓寬，服務業與制造業實現融合發展的趨勢日漸明顯。可以說，兩業融合是科技革命、產業變革和消費升級的必然產物，兩業融合的業態、模式是在市場競爭中不斷催生、經過檢驗而逐步形成的。

產業邊界被打破

生產性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對制造業生產和價值鏈組織方式的滲透，主要體現在制造業服務化、服務業制造化、服務外包等模式驅動的全產業鏈創新發展上。

可以說，產業邊界正被逐漸打破。

我們必須看到，隨著全球價值鏈的深入發展，服務業和制造業已經表現出與以前明顯不同的本質特征。一方面，制造業為了提升其在產品市場中的競爭優勢，將價值鏈由以制造為中心向以服務為中心轉變，服務作為中間投入要素，被越來越多地加入到制造業產品的生產中，進而提升其附加值，增加產品的價值，并且在制造業產品的消費過程中消費大量的互補性服務，從而使得制造業向服務業發展，制造業服務化的現象日益明顯。另一方面，服務業逐漸擺脫過去的小生產方式，將更多的工業化生產方式融入其中，從而發揮規模經濟效應，提高生產率，服務業制造化現象日漸明顯。

比如，一些在全球價值鏈上游的服務企業具有設計、研發、銷售渠道、管理等各方面優勢，憑借這些優勢，企業通過連鎖經營、貼牌生產等方式融入制造企業。又如，物流公司擁有自己的網絡，設計機構擁有自主創新設計，研發企業擁有自己的專利，憑借其在產業鏈高端的控制力，建造自己的制造工廠。這種在技術與制度創新基礎上的、不同行業之間的相互滲透、相互交叉，最終融合的過程是個動態的過程。

而在政策引領方面，《服務業創新發展大綱(2017-2025)》提出的“推動中國服務與中國制造互促共進”，既為現代服務業發展找到了新思路，也為先進制造業發展指明了方向；國務院《關于深化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也都提倡大力發展服務型制造，將其作為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抓手；由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國工程院印發的《發展服務型制造專項行動指南》則進一步明確了服務型制造的發展方向和任務。

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融合發展突出表現在這四個方面:一是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與先進制造業的繁榮發展，均需要強有力的生產性服務業作為支撐。二是“兩業融合”正在改變傳統產業邊界。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制造業之間存在越來越多的功能延伸，傳統產業的原有邊界變得愈發模糊。三是創新應用下的“兩業融合”成為傳統產業園區轉型升級的重要路徑。這一點在相關試點區域案例的表現中可見一斑。最后，生活服務業和公共服務領域的現代需求也會傳遞到制造業領域。

《實施意見》就梳理提出了10種發展潛力大、前景好的典型業態和模式，包括推進建設智能工廠、加快工業互聯網創新應用、推廣柔性化定制、發展共享生產平臺、提升總集成總承包水平、加強全生命周期管理、優化供應鏈管理、發展服務衍生制造、發展工業文化旅游等。同時，針對制造業重點行業、服務業重點領域，提出了加快原材料工業、消費品工業、裝備制造業、汽車制造等重點行業雙向融合發展的10項可能路徑。可以看到，對于兩業融合發展，政府主要發揮引導激勵作用，營造公平有序的融合發展環境。

總體來看，我國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仍然存在范圍不夠廣、程度不夠深、水平不夠高等問題。行業龍頭、骨干企業融合發展初見成效，但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鮮有突破；裝備制造、家電等行業融合發展起步較早，其他行業發展相對滯后。一些領域融合發展主要沿襲模仿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的既有模式，創新性、靈活性不夠，不能很好適應客戶需求和市場變化。從更深層次來看，兩業融合發展在認識上還不到位，有的認為兩業融合發展就是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有的把兩業融合簡單等同于企業主輔分離和多元化，或者就制造談制造、就服務談服務；在發展路徑上還存在慣性依賴，由于相當長一段時間國內企業在國際分工體系被鎖定在加工組裝環節，向高端服務拓展的路徑轉換風險高、投入大、見效慢，有的企業則習慣于“服務內置化”的封閉式發展路徑，改變“大而全”、“小而全”的生產經營模式尚需時日；在政策環境上還不完善，如行業資質管理方式滯后、標準不健全、數據不開放等，對企業跨界融合發展造成障礙。

兩業融合發展試點初見成效

國家發展改革委新聞發言人孟瑋在回應相關問題時提出，各類不同的市場主體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和優勢，比如產業鏈龍頭企業處于價值鏈頂部、具有全產業鏈號召力；行業骨干企業創新能力、品牌影響力、示范效應突出；廣大中小企業貼近市場、管理靈活、適應能力強；平臺型企業和機構能夠整合資源、集聚企業，促進產銷精準對接、高效暢通；其他各類市場主體在人才、資本、技術、數據等方面也都具有不同的優勢，推動兩業融合發展必須發揮好各類市場主體的獨特優勢。

她提到，從實踐看，近年來各類不同企業積累了非常多的好經驗和好做法。比如，華為等產業鏈龍頭企業，寶武集團、陜鼓等行業骨干企業，網易、小米等平臺型企業逐步探索形成了一批極具代表性業態模式和典型路徑，一大批“專精特新”中小微企業也在實踐中開拓創新、積極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新業態新模式。可以說，這些多元化市場主體都已經成為推動兩業融合發展的重要力量。

從試點區域的情況來看，目前，各地區的兩業融合探索獲得了一定的成效，并積累了一些經驗。例如，寧波市北侖區立足區域產業發展實際，重點圍繞高端裝備、工業互聯網、港口物流和工業原材料等領域，推進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不斷探索工業互聯網創新應用、智能工廠建設、供應鏈管理和總集成總承包服務等兩業，融合新模式，促進產業發展動力變革、效率變革，為實現區域產業高端化奠定堅實基礎。杭州高新區制定了《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試點方案》，發揮數字經濟領軍優勢，通過推進制造業完善服務環節、服務業向制造業延伸、構建兩業融合創新支撐，打造“4+3+X”典型試點推廣模式，全面實施兩業融合發展。鄭州經開區則以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試點為契機，瞄準高端化、智能化、服務化、綠色化發展方向，充分利用“開放+樞紐+融合”疊加優勢，全力打造以汽車及零部件、高端裝備制造、現代物流三大主導產業為主體，以人工智能、未來網絡、綠色技術三大未來產業為支撐的主導產業新體系，推動形成一批具有國際領先水平和區域輻射帶動力的現代產業集群，為經開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支撐。此外，青島市城陽區、重慶高新區、張家港市、武漢經開區、成都市經開區等試點區域也都根據當地先進制造業或現代服務業的集聚優勢作出了融合發展的探索。

“雖然企業是兩業融合發展的主體，但在推進兩業融合發展過程中，政府也要有所為，要營造良好發展環境，積極予以推動，”孟瑋如是說。她介紹，國家發展改革委將會同有關部門，抓好《實施意見》的貫徹落實，著力解決一批制約兩業融合發展體制性機制性障礙，強化政策性創新，加大對各類市場主體的支持和引導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