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闡明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加快了我國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步伐。給企業放權、推動承包制、向市場經濟轉變等，都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原國務院第一機械工業部第四砂輪廠，作為一家坐落在淄博的央企，在這次會議召開之后不久，便成為淄博大地上第一批“吃螃蟹”的企業。        2013年11月1日，瀟瀟秋雨籠罩著淄博大地，在淄博人民公園的一角，一名老人為年幼的孫女撐著雨傘，在雨中緩緩而行。
       這位老人名叫王建軍，今年62歲，是原第四砂輪廠的職工，已經從特殊工種的崗位上退休7年。回憶起在“四砂”的那段日子，老人津津樂道。
       “第四砂輪廠當時屬于央企，是一個縣團級別的企業，企業的領導則是地市級，在淄博當地屬于明星企業。”王建軍說。
       “1970年，我初中畢業后，被直接分配進入第四砂輪廠工作。那時，能夠被分進‘四砂’工作是一種莫大的榮耀。”王建軍說。
       王建軍說，與其說“四砂”是一個企業，不如說是第一機械工業部的一個部門，在領導干部的選擇任命上，“四砂”的一把手都來自于政府官員或者是軍隊干部；在財務制度上，企業沒有任何獨立權，掙多少交多少，沒錢了，向上級要；在職工工資上，都是上級制定，干多干少一個樣，獎金更是無從談起。
       “計劃經濟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因為當時的物資緊缺，就拿‘四砂’為例，工人工作的積極性再怎么高，生產能力再怎么強，受限于原材料的供應，也很難實現增產。”上世紀90年代中期，時任淄博市機械工業局局長的黃鈞祥認為，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面臨著許多壓力，從全國層面上來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是有必要的。
       “當然，當計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弊端就顯現出來，十二屆三中全會后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可謂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黃鈞祥說。

       工人拿獎金有活搶著干

       “一個月5元——— 十二屆三中全會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企業開始發獎金了。”孫峰是王建軍的老同事，也是原第四砂輪廠的一名退休職工。在他看來，“四砂”能發獎金，是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功勞。
       “我是1970年入廠的，到1980年，這10年間，一分錢的獎金都沒有。”孫峰說，從1982年開始，廠里根據經營生產情況，向上級申報獎金，但發多少并不固定，從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后，獎金制度開始固定下來。
       “有了獎金，極大地激發了工人的積極性。”孫峰說，因為有了獎金的刺激，有了活大家都搶著干，一天8小時工作，加班倆小時是常事，生怕落后了拿不到獎金。
       其實，獎金制度只是十二屆三中全會給企業注入活力的一個縮影。此后，改革風暴迅速襲來，1984年底至1985年初，根據國家的統一安排，第四砂輪廠被“下放”到了淄博市，成為市里的骨干企業。隨后實行的“撥改貸”，使企業流動資金來源不再完全依賴財政撥款，企業可以向銀行申請貸款。
       “說起企業貸款，很多人難以接受，記得當時企業為了擴大生產從銀行貸款，很多職工提出了疑問，為啥要貸款？是不是企業不行了？”據孫峰回憶，當時職工產生這樣的疑問是很正常的，其實這種思想也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
       “十二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是順勢而為、高瞻遠矚。”時任淄博市物資局干部的王棟說，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包括“四砂”在內的許多企業都急需發展，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很難滿足需求和發展，而十二屆三中全會后，打破了舊有的體制，解放了生產力。
       “淄博作為老工業城市，物資的需求量很大，計劃經濟時代，物資局扮演著物資調配的重要角色。”王棟認為，“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后，有人說，你們物資局的好日子到頭了。其實我們自己也知道，物資局或許依然能夠存在下去，但職能要轉變了。”王棟說。

       企業發行股票搬桌子上街賣

       1987年，“四砂”響應上級號召，進行股份制改革。孫峰說：“當時的股份制改革和現在不一樣，也沒有什么上市，只是印了一些股票的憑證。股份制改革目的是讓投資者和企業職工更多地參與到企業的決策、生產、經營和管理上來。”
       “當時，企業希望職工買股票，但是職工不懂，不肯買，我們給職工做了很長時間的思想工作，結果還是不好賣，怎么辦？我們就搬著桌子上街叫賣。”說到這里，孫峰和王建軍都笑了起來。
       孫峰和王建軍說，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職工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像股票這種市場經濟的產物，開始慢慢被大家所接受。
       “淄博作為一個老工業城市，自從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后，我們就馬上行動起來，主要從權力下放、資金下放、分配制度和企業整合等四個方面入手。”雖然十二屆三中全會已經過去了29年，但時任淄博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后任淄博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李中亭，至今依然記憶猶新。
       李中亭說，改革的第一步是放權，市里不但要給企業放權，還要給區縣放權。
       “當時情況是，市管企業太多，而且管得太死，而區縣管的企業少，沒事干，這就使經濟發展受到了很大限制，比如淄博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放權前管著400多家企業，放權后只有76家，雖然數量少了許多，但整個經濟活了。”李中亭說。
       除此之外，淄博市還進行了審批制度的下放，這其中包括資金審批的下放和項目審批的下放；分配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原來工人干多干少一個樣的“大鍋飯”思想，實行新的分配制度，多勞多得，按勞分配，而企業也按照經營狀況的好壞進行分配；企業整合，鼓勵同一行業內的企業進行整合。“比如當時的周村沙發行業，有幾十家企業，產品都差不多，個體產量都不大，技術含量也不高，在整合之后，技術創新有了，產量也上去了。”李中亭說
       李中亭說，以十二屆三中全會為契機，淄博實現了第一次工業調整，通過這次調整，優化了產業結構，奠定了工業基礎，為下一步的發展積蓄了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