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嚴 鵬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復興進程中的一塊里程碑，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第一次在反抗外來侵略中取得了完全勝利的偉大戰爭。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我們應該看到，那段血與火的歷史，昭示了工業尤其是裝備工業對于一個國家命運的重要性。
       在近代歷史上，一開始，日本與中國同為被西方列強侵凌的東方國家。西方列強能夠在東方橫行無忌，靠的就是其強大的現代工業實力，尤其是能夠生產“堅船利炮”的裝備制造業。正因為如此，中日兩國的工業化都是從仿造西方機器的裝備制造業起步的，然后才擴散到紡織、食品等輕工部門。不過，中日兩國在政治上的不同發展影響了兩國的工業化績效。中國的清政府受到太平天國運動的打擊，中央權威削弱，地方實力派督撫坐大，最后演變為民國時代的軍閥割據，國家統一有名無實。這種政治格局極大地阻礙了工業發展。日本則相反，明治維新在政治層面就是一場中央集權運動，維新政府不惜通過戰爭的手段消滅了對于維新有功的地方分裂勢力。這樣一來，盡管中國比日本要大得多，但近代中國長期缺乏有效的組織和動員；而日本政府，則效仿西方列強，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政策的指引下，將整個國家打造成一臺急速工業化的機器，再利用其優于東亞鄰國的工業力量，實行殖民擴張。
       因此，近代中日兩國的國運，和兩個國家發展工業的意志與能力息息相關。從意志上說，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工業化甚至根本沒有成為中國人的共識。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還反對發展工業，認為工業會帶來對傳統農業社會人倫關系的沖擊，造成環境污染，并制造失業、勞資沖突等社會問題。在他們看來，中國最好秉承傳統，致力于發展成為農業國，以適應中國的國情。當然，他們的看法過于脫離實際，也不構成絕對的主流，但至少表明當時中國精英階層存在著對于工業化的強烈的反對意見。與之相比，日本人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一方面，日本政府大力扶持繅絲、棉紡等具有比較優勢的輕工業，向發達國家出口換匯，再用這些外匯購買鋼鐵、機器、軍艦、大炮等工業原材料、資本品和現代武器；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對于培育本國的重化工業、裝備工業也是不遺余力：在市場蕭條時期給造船企業高額補貼，為了保護民族汽車工業而禁止汽車進口和外資投資，在殖民地構筑排他性市場確保國產機車有銷路，派遣技術人員赴歐美學習大型發電裝備的制造技術……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日本的工業增長雖然驚人，整體實力還是存在較大差距。但與中國相比，日本發展工業的意志，以及實踐這種意志的能力，都要高很多，使其積累了侵略中國的資本。從這個角度看，工業決定了國運，是一點都不夸張的。
       包括中國戰場在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現代工業技術的比拼，尤其體現為各國裝備制造業的較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略轟炸這一作戰手段被交戰各國大規模運用，而戰略轟炸的實現依賴于航空制造業的發展。同時，無論是生產飛機還是航空發動機，都必須運用機床進行加工。此外，軸承等精密零件也不可或缺。可以說，比較一下同盟國與軸心國在飛機、戰艦生產上的能力，就不難判斷，在一場長期戰爭中，勝利會屬于前者。盡管如此，同盟國也不敢大意。無論是同盟國強迫中立國瑞典停止向納粹德國出口軸承，還是美國對日本實施禁運，都意在削弱法西斯國家的工業能力，足見工業尤其是裝備工業在軍事決策者心中的分量。
       與其它戰場相比，中國戰場的機械化程度與武器現代化程度要低很多，但工業的意義仍不容忽視。事實上，在戰爭中，中國的裝備工業得到了大幅度的發展，這本身也說明了軍事斗爭對現代工業的需求。在抗戰爆發前，中國的裝備制造業主要由一批中小型的民營機械廠構成，這些民營企業集中于上海等地，制造的產品技術含量普遍不高。因此，“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的有識之士一方面計劃引進歐美技術，建設國營大型裝備企業；一方面籌劃將中國的工業企業由沿海搬入內地，以利于國防。1937年日本挑起全面侵華戰爭后，國民政府組織了沿海工業企業的內遷——后來被稱為“中國工業的敦刻爾克大撤退”——使一批民族企業避免了淪于敵手。在這些遷到重慶、四川、云南、貴州等內地的工業企業中，絕大部分是民營裝備企業。這些在和平年代生產抽水機、農用發動機等民品的沿海企業，遷到內地后，立即轉入軍工生產，為前線供應槍炮彈藥，彌補了正規兵工廠生產能力的不足，有力地支援了抗戰。這個事例鮮活地說明了裝備企業的軍民兩用性及其重要的戰略價值。而除了內遷企業外，國民政府在大后方也興建了一批裝備制造企業：設在云南的中央機器廠與瑞士B.B.C.廠（今ABB的前身）合作，開始嘗試自主制造成套發電設備，該廠后來成為昆明機床廠；在昆明、重慶等地擁有數家分廠的中央電工器材廠卓有成效地組織了機電類產品的生產，該廠后來孕育出今天的上海電機廠、湘電集團、昆明電機廠等企業；為躲避空襲而設在貴州山洞里的大定航空發動機廠，訓練了一批工程技術人員，并派遣工程師到美國學習，其中就包括以“我的中國心”而感動中國的吳大觀；在貴陽創立的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是上海機床廠、上海柴油機廠、南京機床廠、廣州重型機器廠等一大批企業的前身；興建于陜西蔡家坡的西北機器廠，起初是為了擴大戰時紡織品的供應而創立的紡織機械廠，今天已成為電子設備制造企業；中國汽車制造公司為了生產汽車零件而自造精密車床，在解放后發展成為重慶機床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盡管條件更為艱苦，不適合發展大規模的工業，但紅色裝備制造業的種子也已經埋下。例如，新中國成立后為中國機械工業做出了杰出貢獻的沈鴻，正是在抗戰內遷的過程中，由上海前往延安，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發展裝備工業的骨干人才。總之，在抗日戰爭這場民族圣戰中，中國的裝備制造業較戰前有了極大的發展，也為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抗日戰爭的歷史表明，在現代世界中，裝備制造業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有著深切的關系。抗戰爆發前的中國，缺乏能與日本相抗衡的裝備工業，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利用其相對的裝備工業優勢發動侵略戰爭。在抗戰進程中，中國企業開始制造此前不能制造的成套發電設備、機床等產品，很多民用裝備企業還扮演了兵工廠的角色，這深刻地展示了裝備制造業的戰略意義。今天，在我們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不能不警惕那些有損于世界和平的潛在威脅。為了保障世界和平，捍衛無數先輩們以生命換來的國家獨立，我們一定要發展強大的裝備制造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