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是經濟治理新思路
       進入新常態后，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過去遇到經濟下行風險時，我國習慣用凱恩斯主義進行需求管理，主要政策手段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此刺激有效需求，實現總量增長。然而，當出現重大結構性矛盾時，作為總量調控的需求管理就缺乏針對性和有效性。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來自結構，而非總量。實踐證明，單純的需求管理有效性越來越小。2015年1~10月，國家發改委共審批核準固定資產投資近2萬億元，央行多次降息降準，但依然難改經濟下行態勢。
       經濟發展階段不同，遇到的問題和使用的對策也就不同。中央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在打破需求管理的路徑依賴，反映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治理的新思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一方面，國內產能嚴重過剩，一般消費品堆積如山；另一方面，消費者對國外高品質商品的消費需求如饑似渴，不惜重金全球“海淘”。這反映出中國經濟的癥結不在需求側，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供給側出現問題，是產業結構不合理導致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供給管理的要義是增加有效供給
       供給管理的要義是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增加有效供給，壓縮無效供給，使供給結構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以結構優化為新一輪總量增長奠定基礎，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加強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放權和減稅，要明確企業的主體地位。
       事實上，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都致力于刺激生產，但二者出發點不同。需求管理以凱恩斯主義為理論基石，主張加強國家干預，發揮政府在投資中的主體作用。而供給學派崇尚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主張降低邊際稅率，把利潤留給企業，以企業為主體進行投資。
       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使政府形成主導產業結構調整的思維定勢。近年來我國產能嚴重過剩的鋼鐵、光伏、多晶硅、風電設備、電解鋁、船舶制造等無一例外都是政府選定大力扶持和補貼的產業。雖然政府一再對產能過剩表示痛心疾首，可當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真正開始調節時，政府為了保護“支柱產業”，維系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又不惜追加投資，用“看得見的手”去對抗市場。例如，為救助產能過剩的造船業，交通運輸部等四部委曾出臺文件，以財政補貼的方式鼓勵舊船提前報廢。該方案在2015年到期后又進一步延長實施至2017年。“毀舊造新”表面上增加需求，但這種反復拆建的辦法實際創造的是虛假需求，必然不可持續。如果政府事先知道什么樣的產業結構最優，并且擁有比市場更為精巧的調節手段，那么產能過剩就不會出現，甚至計劃經濟也不會失敗。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放權減稅
       產業結構調整是生產要素在國民經濟各行業和部門流動的過程，其本質是資源的重新配置，這是市場的強項。在價格機制的指引下，企業把生產要素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轉移到利潤率較高的部門，也就是從產品相對過剩的部門轉移到相對稀缺的部門，由此決定了供給結構的變化。市場瞬息萬變，產業結構調整所需的知識高度分散，相關企業一定比政府更了解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該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競爭的意義就在于它是一個發現和利用知識的過程，不經歷競爭這個過程，產業結構調整所需的知識就不可能被發現和利用。無數微觀個體的“試錯”行為決定產業的興衰，探索出結構調整的路徑。盡管企業“試錯”會付出一定的代價，但正是企業的分散決策避免了整個市場集中出現災難性的系統性錯誤。而且出于維護切身利益，企業會根據市場反應迅速調整決策，不會在虧本的情況下持續生產。市場機制本身就是一種自我糾錯的機制。
       因此，加強供給側改革要發揮企業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主體作用。政府應進一步簡政放權，改變凱恩斯主義干預經濟的慣性思維，不要干預一般競爭性領域產業結構調整，放手讓企業去自發調結構。
       加強供給側改革還要發揮好減稅對刺激企業生產的積極作用，通過“放水養魚”激發大眾創新創業熱情，以創新供給激活需求。“拉弗曲線”是供給學派的重要理論支柱，描繪了政府稅收額與稅率之間的倒U形變化關系。隨著稅率的升高，政府稅收額一開始是增加的，但當稅率升高到一定值時，高稅率削弱人們投資和消費的積極性，從而削弱稅基，導致稅收額下降。該曲線表明，同樣的稅收額可以由高低兩種稅率獲得。降低稅率會提高勞動和資本的稅后報酬，刺激勞動和資本供給的增加，進而推動潛在的產出增長。
       近年來我國出臺一些結構性減稅措施，特別是實施了“營改增”，明顯降低了小規模納稅人稅負。但從經濟轉型發展需要和居民訴求來看，宏觀稅負仍有下調空間。在經濟下行背景下，更要發揮好減稅的逆周期調節功能。相對于降息，減稅能直接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更有效地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對政府而言，減稅并不意味著稅收總量減少，因為減稅產生的供給效應會開辟新稅源、拓寬稅基，從長遠看會增加稅收，這也是“拉弗曲線”的政策含義。
       總之，加強供給側改革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大轉向，其核心是放權減稅，必須明確企業的主體地位。供給側改革必然會造成結構調整的陣痛，但只有經歷了這一過程，中國經濟才能鳳凰涅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一個新的高度實現新的發展。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工商銀行聯合培養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