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佐治亞洲的一家服裝技術公司即將推出“機器人裁縫”。

　　據稱這項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技術革新，能徹底改變“美國制造”的命運它的成本更低，從而可以打敗“中國制造”。美國由此可以扭轉每年用1000億美元逆差從中國、越南等地進口服裝的尷尬。

　　由電腦控制的自動縫紉機可以替代人工，“一針一線”縫制設計好的衣服，生產線上將看不到人。這代表了金融危機后美國“再工業化”的主要方向。有人稱之為“自動化革命”，或“機器人革命”。

　　這家服裝公司創始人史蒂夫·迪克森說，“自動化機器能讓手機、電腦和電視的生產重返美國”。

　　《華盛頓郵報》評論說，機器人發展目前已進入多方面應用的階段，包括運用在醫療手術和制造業，“由于機器人不用睡覺、休假、分心，也不會要求加薪，最終機器人將會比人力勞動成本便宜”。

　　他們進而預測，由人工智能、機器人和數字化制造促成的這場新型產業革命，讓美國企業可以就地設立店家，創造各種產品，“美國的機器人不久就可以直接和中國勞工競爭”。

　　對于本來就陷入工資成本上升、原料價格上漲、出口訂單萎縮的“低利潤陷阱”的中國企業而言，這不是個好消息。人與人競爭，可以依靠吃苦耐勞、少掙多干;可人與機器競爭，這些優勢恐怕就不復存在了。

　　有人提出疑問：機器人會殺死中國制造嗎?

　　圍堵“中國制造”

　　用“機器人”打敗“人”，是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方法之一。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奧巴馬總統以及許多美國企業家，都在呼吁要“重新回歸制造業”，并宣稱未來20年將通過發展高端制造業，重構全球制造業競爭格局。

　　美國由“去工業化”到“再工業化”的轉變，絕不是簡單回歸“美國制造”，而是為了搶占新一輪科技和產業競爭制高點。

　　經過金融危機后的反思，美國人已經認識到長期“外包”政策，導致國內產業空心化，造成諸多社會弊病。上海社科院研究員楊建文認為，發達國家終于搞明白了，高新技術和金融雖然能賺錢，但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而且門檻較高，因此廣大的社會中下層難以從經濟發展中獲益，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失業率高，引發激烈的社會矛盾與動蕩。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外包”的全球化分工，也逐漸顯露弊端。長期依靠廉價勞動力生產雖然造就了“世界工廠”，但低工資運行的模式越來越走不下去了，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凸顯。

　　“外包”模式同時激化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內部矛盾，提高收入成為各國民眾的共同訴求。但是，受制于人力成本的限制，發達國家顯然不可能重新拿回那些“低利潤環節的制造業”，他們必須繼續“向高端進軍”，通過顛覆性的技術革新，把那些流失的傳統制造業“搶回來”。

　　楊建文稱，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是通過搶占國際市場來實現的，通過政治、經濟、外交、軍事、貿易手段綜合運用，打組合拳，重心是攻市場占有額，從而帶動國內廠商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再帶動就業率提高，社會矛盾減緩。”

　　受歐債危機影響，歐盟區成員國在緊迫形勢下就“再工業化”也正在達成一致。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塔加尼最近說，歐洲正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要把這次危機轉化成機遇，就必須重振歐洲工業，因為工業是實體經濟的主要貢獻者。

　　歐盟委員會由此提出“新工業革命”理念，強調技術創新、結構改革，改變碳氫化合物為主的能源結構，更有效和可持續地利用資源，同時大力推進新的生產方式包括機器人、數字技術、先進材料、可循環能源等新興產業。

　　“這將對中國制造轉型升級形成圍堵之勢。”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在此前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歐美等國正在借“再工業化”重新搭起貿易壁壘，并且通過碳稅、勞工標準、社會責任等規則，重奪國際產業競爭主導權。

　　他認為，前有發達國家搶占高端制造業，后有新興國家承接中低端制造業轉移，“中國制造”長期依賴的低成本的比較優勢逐步削弱，新的競爭優勢卻尚未形成。

　　據統計，以制造業人員平均工資為例，目前越南大約是每月1000元人民幣，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國東部沿海已經達到2500元至3000元。典型案例是，中國一度是耐克品牌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產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過中國成為耐克最大生產基地。

　　用“機器人”武裝中國制造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國內最大的代工企業富士康公司已經宣布，將在3年內啟用100萬臺工業機器人，主要目的是用于控制成本。他們甚至在山西晉城投資了機器人工業園，干脆自己生產工業機器人。

　　自從“跳樓”事件發生后，該公司已多次上調一線員工工資，并且在內陸省份擴建工廠。富士康在內地雇傭的工人超過100萬，按計劃未來工業機器人的數量將不少于工人。

　　據分析，富士康目前使用的“低端機器人”機械臂，每個成本在10萬元人民幣以上，這種機械臂能夠24小時連續工作，工作時間是普通工人的三倍。按照富士康普通工人年薪約為3萬～4萬元算，機械臂的成本，相當于雇用三個普通工人一年的成本，這樣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之后就能創造利潤。

　　業內人士稱，中國勞動力工資不斷上漲推高了“中國制造”的成本，而“機器人計劃”如果實施成功，可能使富士康公司得以“突破對人工需求的天花板”，而實現“全球化戰略”。富士康已明確在巴西投資120億美元建廠，同時在越南和印度也已開始布局。

　　因管理過于嚴苛而被廣為詬病的郭臺銘，計劃用“機器人戰略”來徹底改變富士康企業形象。他說，“我們希望人不再被機器控制，而是人來控制機器，把單調重復的工作交給機器人，讓員工解放出來。”

　　的確，對于組裝加工蘋果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而言，在拋光、打磨、鐳射打標、焊接、噴涂等多個環節上，智能化的機器人能夠干得比人類更出色，它們也更適合在易燃、易爆等危險環境中作業。

　　這應該是產業升級的大趨勢。“中國要成為制造業王國，成敗之舉在于把人口紅利變為頭腦紅利。”郭臺銘公開表示，隨著機器人的投產使用，人力將被轉移到更高的附加值上，那些不喜歡枯燥勞作的80后、90后年輕員工，會去學習操控機器人軟件、應用和維修，并變為機器人的應用工程師和軟件工程師。

　　看樣子用機器人武裝“中國制造”的速度并不比美歐國家慢。2008年勞工成本上升，工業機器人開始在制造環節嶄露頭角，當年中國銷售達到7500臺，其數量是前24年銷售總量的三分之一。

　　之后，機器人應用急速擴張。據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粗略統計，2010年我國進口機器人2.34萬臺，同比增長130%;2011年進口機器人3.8萬臺，同比增長62%。

　　據國際模具供應商協會秘書長羅百輝預測，“十二五”期間將是中國工業機器人產業發展的關鍵轉折點，市場需求也有一個井噴式的發展，需求量每年將以15%~20%的速度增長。

　　目前，機器人主要應用在汽車制造行業，未來在毛坯制造(沖壓、壓鑄、鍛造等)、機械加工、焊接、熱處理、表面涂覆、上下料、裝配、檢測及倉庫堆垛等作業中，機器人將作為一種標準設備而得到廣泛應用，并將成為中國工業自動化技術與應用的“生力軍”。

　　許多工業機器人的國際巨頭，如庫卡(KUKA)、ABB、發那科(FANUC)等，如今都把中國市場看作了“決勝未來的戰場”。

　　雖然中國制造領域的工業機器人保有量只有數萬臺，比歐美日要少很多，但“中國的潛力太大了”，ABB機器人業務中國區負責人顧純元博士稱，用不了幾年中國在全球一定會是裝機量第一，這已是業內的共識。

　　本土的機器人企業也不甘落后。沈陽、西安等地的機器人研發速度很快，而以珠三角地區的應用市場增長最為迅速。

　　據統計，僅深圳市機器人協會就有63家機器人企業，2011年產值達160億元，這些企業平均年增速為50%至60%。當地為解決企業使用機器人前期投入太大的問題，還采用了靈活的“雇傭”營銷，企業可以“先用再付錢”，做得不好也能把機器人“炒”掉。

　　今年4月，深圳市36家企業、高校、研究及投資機構還共同成立了“機器人產學研資聯盟”。

　　深圳市機器人協會秘書長畢亞雷表示，一個“家家都有機器人、廠廠都有機器人”的時代很快就會到來，而中國工業機器人企業中規模大、品牌響的骨干企業還不多，期待能出現機器人領域的“華為”。

　　如果說機床是“工業的母機”，機器人就是“長了大腦的機床”。一位機床行業資深人士表示，國人必須明白，“中國制造”要與美歐日等國家競爭，就不能只用別人的工業設備，那只會使中國制造徘徊于低附加值的環節，“為了防止被對手的機器人殺死，我們必須用自己的機器人武裝自己”。

　　“高端制造”要由本土市場養活

　　如果機器人替代了人，人往哪里去?事實上，三年來美國“再工業化”戰略對就業的改善并不明顯。過去兩年，即便企業利潤的反彈很快，可失業率仍保持在9%,只比最糟糕的2009年下降了1%。

　　美國研究者在一份《全球制造業向本土的回歸：神話與現實》報告中稱：即便“再工業化”快速推進，使得中國制造的成本優勢迅速喪失，也不會給美國人帶來更多就業，因為這些直接的生產崗位只需要機器人來完成。

　　經濟學家李才元認為，金融危機后各類新科技、新工藝的應用，短期看一定會淘汰部分舊工種、舊工作，但同時會帶來新的就業機會。

　　“按價值鏈的倍乘效應，一個高端制造崗位，通常可以帶動三個以上中低端崗位，比如圍繞機器人生產，就會相應產生職業培訓、人才培養、系統管理和生產服務等多個后續崗位”，他說，長期而言，新興產業鏈的形成，并不會真正減少人的就業空間。

　　比如，在互聯網和信息化產業興起之前，很難想象坐在家里就能在“淘寶”之類的網站上開店或購物，也很難想象快遞物流業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可以說，工業化進程本身就是一個“機器替代人”的過程，當機器幫助人類完成了許多低端、笨重、重復性的乏味工作后，人類才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從事學習、創新、研究、交流及藝術等活動。

　　在李才元看來，人類由“體力時代”向“物力時代”、再向“智力時代”的進化，是不可逆的，而這正是文明不斷升級的大趨勢。

　　眼下最應關注的是，美歐的發達國家經過三年調整，金融泡沫基本上擠干凈了，正大力發展科技和新興產業，一旦他們搶先一步將“新興產業鏈”構建起來，“中國恐怕又要淪為人家的低端打工仔”。

　　美歐“再工業化”以及智能機器人的應用，已經發出信號，新一輪科技革命正處于大爆發的前夜。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賈根良認為，這次科技革命帶來的最明顯的變化是，“直接的生產領域中幾乎看不到人影了，它將基本上實行數字化自動生產，以加工和制造為基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將有可能成為歷史的遺跡。”

　　在這一大轉型的歷史時刻，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如果趕不上，其經濟崛起進程很可能被中斷。占領了高技術和高端產業的“高工資國家”，仍會打敗技術落后的“低工資國家”，就像當年英國人用紡織機打敗中國、印度的手工織品一樣。

　　歷史上，凡是依靠出口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的國家，最后都不可能真正發展起來。賈根良認為，中國必須下定決心自主研發核心和關鍵性技術，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別人，要利用好龐大的國內市場，讓它成為中國自主技術和產業得以孵化的土壤。

　　“19世紀末的美國為什么能超越英國?不是靠傳統產業，也不是靠國外市場，而是靠當時的戰略性新興技術，靠嚴格保護國內市場和對國內市場的獨占發展起來的。”

　　他表示，“基于此，我們必須要擺脫目前跨國公司全球價值鏈的控制，通過建立獨立自主的產業鏈高端環節，打造國家產業價值鏈。”

　　任何形式的生產力進步都需要相應的消費力增加來支撐。當年美國的老亨利·福特創造了T型汽車的流水線生產，但如果他不付給工人雙倍工資，就沒有人能買得起他的汽車。這正是消費升級和本土市場的戰略意義。

　　“金融危機前的全球化分工是畸形的，落實到中國就是，農村生產補貼城市，城市生產補貼老外”，李才元說，這使得中國市場看似很大，實際上老百姓收入過低，市場的真實需求嚴重不足，再加上市場開放過度，技術對外依賴，本土的產業價值鏈一直沒辦法形成。

　　如今，美歐的“再工業化”戰略，本身就意味著要“關起門來扶植和培育自己的新興產業”，各種類型的市場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發生是必然的，美歐的高科技很難換得來，中國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李才元認為，中國必須堅定地走“內生性循環”之路，做大本土市場，做強本土企業，向當年的美國一樣，依靠中國國民收入倍增、消費升級，來培育和養活中國自己的高端制造產業鏈，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循環向上、生生不息。

　　他承認，中國目前轉型難度很大，“我們人口多、技術差、貨幣弱、泡沫大，不利因素很多，但動力也最足”，因為中國沒人再愿意繼續“拿8億條褲子換飛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