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環保、行政三重重壓，鋼企迎來“最寒冬”——
       企業退出產能有被動也有主動

       河北武安，河北省明星企業、邯鄲市十強企業——普陽鋼鐵廠，從前熱鬧、紅火的線材生產線，已經冷清了快3個月。“價格一直不好，生產出來就虧本，從去年11月開始，就干脆把線材這塊停掉了。”企業生產負責人說。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鋼鐵業已經在盈虧生死線上連續掙扎了4年，時至今日，需求持續不旺、鋼價不斷下跌、礦價仍居高位。2013年1—10月大中型鋼鐵企業噸鋼利潤只有1.05元，很顯然，靠產量增加攤薄成本的路也走到了盡頭。部分企業已經在市場重壓下主動選擇停產。從鋼材品種看，停產多集中在螺紋鋼等附加值低的生產線上；從企業看，停產多發生在內部管理水平低、控成本能力差的企業。

       歲末年初，河北唐山、邯鄲分別組織了聲勢浩大的關停行動，拆設備、炸煙囪，強制拆除了一批已經列入淘汰名單的鋼鐵落后產能。淘汰名單上的其余企業，也都被執行高電價，企業成本高抬，也先后被迫停產。

       按照國務院去年出臺的淘汰落后產能規劃，中國鋼鐵業5年內要壓縮8000萬噸產能，其中6000萬噸落在鋼鐵第一大省河北。在同年頒布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中，國務院再次強調了鋼鐵行業的淘汰落后產能以及產能過剩治理，明確提出2015年要再淘汰煉鐵1500萬噸、煉鋼1500萬噸，對未按期完成淘汰任務的地區，嚴格控制國家安排的投資項目，暫停對該地區重點行業建設項目辦理審批、核準和備案手續。2016年、2017年，各地區落后產能淘汰政策范圍更寬、標準更高，要再淘汰一批落后產能。

       在邯鄲、唐山，部分鋼鐵企業已經因環保不達標而停產。據了解，一個年產300萬噸規模的鋼廠，環保設備投入需要五六億元，鋼廠缺乏積蓄，銀行收緊貸款，環保執法又空前嚴格，鋼廠只能停產。

       “在市場、環保、行政三重重壓之下，鋼企迎來了‘最寒冬’，眼下大部分企業還在咬牙堅持，少部分企業已經停產和半停產。如果困難局面持續不改、資金鏈持續緊張，要不了多久，就會出現企業破產、整體退出。”河北省冶金工業協會副會長宋繼軍認為。

       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披露，2013年1—11月，納入財務統計的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會員企業實現利潤161.8億元(2012年同期為虧損7.56億元)，銷售收入利潤率僅為0.48%，在全部工業行業中處于最低水平。雖然全行業實現扭虧為盈，但鋼鐵企業虧損面仍高達27.9%。

       GDP貢獻大、承載就業多，鋼鐵產能“向前走、難回頭”——
       退出機制應重點考慮就業、金融、財稅等制約因素

       探索建立鋼鐵產能退出機制，早在2009年的鋼鐵振興規劃中就已經提出，化解產能過剩提出的就更早了。但這么多年過去了，鋼鐵產能“年年淘汰年年漲”，“淘汰落后”在實際操作中變成了“推倒一座舊的小高爐，上一座新的大高爐”，鋼鐵產能不減反增。

       鋼鐵產能“退路”為何這么難走？中國冶金規劃院院長李新創分析，資金密集、勞動力密集，令鋼鐵項目一方面對GDP貢獻大、承載就業多，另一方面轉產成本高。地方政府往往對其“一見傾心”，企業卻是“進門容易、出門難”，鋼鐵產能只能是“向前走、難回頭”。

       人員安置，是鋼鐵產能退出首當其沖需要考慮的問題。按照河北省的任務安排，唐山市5年內要削減鋼鐵產能4000萬噸，估算任務完成后，將有十幾萬人需要就業安置。

       債務風險是鋼鐵產能退出需要防范的風險之一。“最不想讓鋼鐵產能退出的是銀行。”李新創說。當前中鋼協會員企業的負債率高達70%左右，貸款總額達到1.3萬億元。加上其他非會員企業，全行業債務總額可能超過2萬億元。在去年唐山市的關停行動中，對部分企業只能拆煙囪不能拆高爐。“高爐前幾年就抵押給銀行了，現在廠子停了，以后怎么處置，還不清楚。”一位企業高管說。在前幾年的擴張式發展中，許多鋼廠都將設備抵押給銀行，以換取建設資金。“如果這些項目進入政府的淘汰序列，極有可能變成銀行的不良資產。”李新創說。

       鋼鐵產能退出，也不得不考量地方經濟發展的承受能力。當前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完成增加值來看，鋼鐵產業仍是位于第二支柱產業——裝備制造業的2.4倍。對于許多以鋼鐵為支柱產業的地方，產能削減之后，如果沒有新的產業補充，經濟增長難免傷筋動骨，民生投入也會碰到無米之炊的尷尬。

       李新創認為，雖然目前我國鋼鐵企業已經出現了明顯分化，短期內不會出現大量破產企業，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不大，但單個項目有可能引發局部風險，值得警惕，盡快制定出臺系統的鋼鐵產能退出機制十分緊迫。

       在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鋼鐵行業的退出，用過去那種“一紙通知書、一關了之”老辦法肯定行不通，鋼鐵產能的退出機制應該重點考慮就業、金融、財稅等制約因素，李新創說。他認為，政府要對因鋼企破產產生的失業、生活困難問題兜底，要落實最低生活保障，強化再培訓、再教育以及就業指導，針對特殊困難人群要實施傾斜性的促進再就業政策；甚至可以考慮對在吸納這類失業人群再就業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企業，給予政策支持；對于自謀創業者，也可以在金融信貸、稅費減免、勞動用工等方面給予支持。中央財政要加大支持力度，對退出產能適當給予金融支持，對退出產能集中的地區給予財政扶持，妥善處理好破產企業的債務問題及地方發展問題。

       鋼鐵產能退出，政府有義務托底和防控風險，企業和銀行也要承擔一定代價，畢竟這是一種投資、經營失誤，宋繼軍強調。

       產能退出，不是簡單地做“減法”，更肩負著促進轉型升級做“乘法”的使命——
       行政式的老辦法不能重復，要打破利益藩籬，實施以環保、能耗、技術水平為指標的退出標準

       此輪淘汰落后產能聲勢浩大，國務院連續發文明確指標、督促落實。按道理，淘汰落后產能有利于化解產能過剩、推動行業轉型發展，這對于環保水平相對高、產能相對先進的國有大型鋼鐵企業來說，是好事情。但在春節前的一次行業討論會上，幾家大型國有鋼企負責人卻表示擔憂。

       一位鋼廠負責人說，最怕“一刀切”的淘汰命令再次出現。上世紀末的那一輪淘汰落后產能的教訓還歷歷在目：為了完成全國限產的總任務，有關部門搞攤派，民營企業管不了，就給國有大中型鋼廠壓指標。許多大鋼廠被迫淘汰了低端的線材生產，有的鋼廠的棒材車間都被拆除了。不久房地產回暖，建筑鋼材市場火爆，巨大的市場空間被民營企業快速搶占，國有大型鋼廠只有看的份……而在市場需求刺激下，限產也成為過眼云煙。

       對于行政式淘汰模式，市場已經給出深刻教訓，老路不能走、也走不通了。

       科學合理的淘汰機制，應當設立科學的淘汰標準，這個標準要以環保、能耗、技術水平為指標，而非行政攤派式的“一刀切”，也不能盲目以規模大小“論英雄”，李新創認為，“淘汰落后產能，完善退出機制，核心問題就是打破利益藩籬，政府要抵住GDP的誘惑，嚴格把好環保關、能耗關，該淘汰就堅決淘汰，不能姑息；只要滿足了環保和能耗指標，無論規模大小，只要能在市場中生存，就是合理的。”

       “產能退出應當是市場的優勝劣汰行為，退出機制最終要走向前所未有的市場調節機制，企業在高門檻、自由競爭的環境下優勝劣汰，進而推動行業良性發展。”宋繼軍說。

       這種淘汰機制已經初見端倪。

       與以往幾輪相比，此輪淘汰行動中的環保壓力空前加強。對于一直嚴格要求自己的先進企業而言，環保成本并不會有大幅增加，但那些環保欠賬多的落后企業卻遭到重創，有的被迫停產。“在環保成本方面，我國鋼鐵企業一直是不公平競爭，現在環保執法的加強，不但可以減少污染，而且可以迫使環保欠賬多的落后企業退出市場，化解產能過剩矛盾。”李新創說。

       更多的經濟調節手段也在引入：對于列入淘汰序列的企業，許多地方都實行高電價、高水費，以抬高這些企業的生產成本。

       事實上，科學的退出機制，還有利于化解我國鋼鐵行業集中度低的矛盾。李新創介紹，長期以來我國鋼鐵產業集中度低，遠低于歐、美、日的鋼鐵產業集中度，導致技術、管理、經營水平都提升緩慢，難以形成以大型優勢企業為依托推進結構調整。

       鋼鐵業內已經達成的共識是，產能退出，不是簡單地做“減法”，更肩負著促進轉型升級做“乘法”的使命。

       我們也已經嗅到了行業良性發展的氣息。“大多數企業都在咬牙堅持，在中高端鋼材領域，拼產品質量；在低端鋼材領域，拼成本控制。”宋繼軍說。很顯然，這兩方面都是在“補課”，也是企業生存發展、鋼鐵行業轉型升級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