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即將召開，作為年度最重磅的經濟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透露出來的，不僅是總結2015年中國經濟的成績單，更是定調2016年的經濟工作重點和宏觀政策走向。
       不必諱言，2015年步入經濟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遭遇諸多挑戰：從宏觀上看，經濟增速下滑，地方財政收支也不樂觀；從微觀上看，傳統工業企業生產經營狀況不僅沒有得到好轉，反而繼續承壓；以房地產為代表的實體去庫存化也面臨諸多艱難挑戰。
       好在，經濟新動能的效力不斷顯現，創新創業大潮帶來諸多積極變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就業穩定，民生穩固，經濟增長雖然步履艱難，但結構調整逐步好轉，并且動力不減。
       這種喜憂參半的經濟現狀，讓2016年的經濟工作如何安排變得更加引人關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無論是全面小康要求還是社會發展需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依舊是未來幾年的主要目標，為此，穩增長仍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重要議題。
       與此同時，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預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會推出既有年度特點又有利于長遠制度安排的改革舉措。如繼續推進金融改革以有效服務實體經濟，以及繼續推進穩增長+國企改革和財稅體制改革等等。
       穩：穩增長仍是頭號議題
       穩定的經濟增長是改革的基礎，為此，穩增長仍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重要議題。來自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三季度全國GDP增速達到6.9%，自2009年二季度以來首次跌破7%。
       “2016年國家經濟政策的發力點還是穩增長和保增長。”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稱，2016年的經濟工作重擔還是想方設法調動一切積極性穩增長、保增長。所以，明年上半年是將會有一系列的政策出臺，調動地方積極性，包括給地方政府、地方官員正面激勵，樹榜樣，破格提拔，鼓勵創新，鼓勵多試。通過這些辦法把已經批準的、已經立項的項目落實下去，這些事在明年一季度會密集布局，到明年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會逐步發力。這是一個因素會導致明年的增長前低后高。
       華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俞平康則認為，庫存和產能過剩的問題還將使中國經濟繼續面向下行壓力，在此狀況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可能會推出新一輪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
       201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穩定經濟增長、保持穩增長和調結構的平衡定為2015年經濟工作的任務之一。在“十三五”規劃建議發布后，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地方政府都陸續對經濟工作進行戰略布局。
       近期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多次提及穩定工業增長、消費升級、優化結構等議題。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的專家指出，2016年穩中有進大基調不會有太大改變，穩增長在經濟目標中仍處于優先次序。
       2016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指出，今后五年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目標，主要考慮是，確保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必須保持必要的增長速度。從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經濟年均增長底線是6.5%以上。
       結合目標與現狀，中國經濟增長的彈性空間并不算很大，正如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主任祝寶良所言：6.5%~7%的增長速度能不能實現？我們看淡GDP不是不要GDP，發展還是第一要務。
       “從目前趨勢來看，未來五年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回落至6%~6.5%是‘大概率事件’。”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表示。
       李稻葵預計，2015年GDP是6.8%，因為四季度會略有下降，2016年略有回升，2017年還是這樣的格局，6.7%、6.8%或者高一點。
對于處于“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來說，保持一定的速度很關鍵，但更需著眼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巴曙松認為，鑒于經濟進入結構轉換期是“十三五”期間最大的特征，未來五年官方穩定經濟增長政策會更多寓于改革之中。改革需以市場化為原則，更加重視調整供給面，加快淘汰“僵尸企業”，化解過剩產能。具體到金融改革，將聚焦鼓勵金融創新、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加快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等方面，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實：供給側改革將出實招
       在11月10日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習近平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強調在供給側加強改革、提高質量和效率。
       緊接著，在11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提出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升級，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
       11月18日，習近平在APEC會議上再次提及“供給側改革“，表示要努力推動經濟結構調整，使供給與需求相匹配。
       高層領導人先后兩天連續闡述宏觀調控的同一理念在歷史上并不多見。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供給側改革措施落地，先是國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消費升級的政策，接著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部署加快企業技術升級改造，推動產業邁向中高端。
       可以肯定的是，改革的宏觀思路愈發明晰。由以前的需求管理、短期刺激更多地轉變為供給、需求“兩手抓”，甚至將把更多筆墨用于供給側管理。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波預測，“供給側改革”的說法還會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有所體現，但不會局限于某個行業的改革，而會涉及到整個產業的轉型升級，另外，在改革方向明確的情況下，如何將改革落地，將是下一步工作的難點所在。
       正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近日召開的專家座談會上明確指出：在供給方面，繼續運用好結構性減稅等手段；在需求方面，要以更優品質的產品、更加豐富的新業態、更便利的服務，支持信息、綠色、旅游等領域新消費發展，在消費升級中釋放需求潛力。
       好的改革思路若要變成現實，離不開政策落地的改革“實招”。盡管市場經濟體系已經基本確立，但行政部門或其他強勢機構通過人為制造“供給短缺”，從中獲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價的現象仍普遍存在于經濟生活與百姓利益相關的諸多領域。
       比如眼下正在推進的出租車改革、醫療、教育等，上述領域中普遍存在供給抑制造成了打車難、入學難、看病貴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民間資本能否順利進入并參與公平、透明的市場競爭，直接關乎高效率供給的增加，供給側的改革期待能否順利完成考驗著政府的決心和勇氣。
       “供給側改革將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主要內容之一。”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指出，“經濟改革往往是針對問題進行的，中國經濟的改革亦是如此。供給側改革的方向和領域也將重點解決矛盾比較突出的地方。”
       在潘向東看來，供給側改革可能會從降低過剩產能、對壟斷行業進行改革、要素市場等方面進行：一是降低過剩產能。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過剩產能不僅本身不具有發展潛力，還占據大量的生產要素造成新興產業不能得到充分發展。我國目前處于“三期”疊加階段，如果不能有效降低過剩產能，很有可能錯過這一實現轉型升級再平衡的有利時機。
       其次，對壟斷行業進行改革。行政壟斷行業長期以來效率較低、缺乏市場活力，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等。可采取降低準入門檻，鼓勵行業競爭的方法來激發壟斷行業企業活力，提高生產效率。打破行政壟斷將有助于提高市場活力和資源的合理配置。
       再有就是要素市場的改革。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資本的合理流動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所在。要素改革要落腳于建立和完善城鄉間生產要素的流動、交易、優化的體制。要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收入，使其享受城市化進程的溢出效應，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改：國企、財稅、金融改革將深化
       深化改革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變化，在過去短短的兩年內已經得到了集中體現。未來五年官方穩定經濟增長政策會更多寓于改革之中，而且在2016年將繼續深化，而且也將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
       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的專家指出，中國一直在進行的金融改革、財稅改革、國企改革等各項改革事實上都是“供給側改革”，借由這個新名詞，這些改革將更受重視。
       俞平康指出，結構改革是目前經濟工作中最重要的議題，但考慮到經濟刺激可能會延緩經濟結構改革的步伐，“中央經濟工作工作會議最重要的關注點是如何把握好結構調整和經濟刺激的關系”。
       以國企改革為例，自2014年7月15日針對六家央企的“四項改革”試點啟動以來，國企改革逐步推進。
       2015年9月以來，國企改革措施以《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和《關于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為開始，此后相繼出臺，進一步明確了國企的改革方向。
       “預計國企改革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點突破的領域。”經濟學家宋清輝指出，因為其他方面的改革，都要依賴于國企改革的深入推進，國企改革沒有突破，其他方面的改革可能很難繼續推進。改革能否突破，決定中國經濟前途，可以預料財稅、金融體制等改革將取得實質性突破。
       陳波也指出，國企改革依然會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現在的重點是如何推進國企改革，做到什么程度，達到什么目標。”
財政政策將成明年宏觀調控的主要杠桿，而財稅體制改革被賦予創造改革紅利、牽動經濟穩增長的任務。但目前財稅體制改革如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理順、地方舉債融資體制、稅制等改革，更是備受關注。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則表示，目前看，困難比較大的是財稅體制改革，也應是最重要的改革領域，因為財稅體制涉及到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也涉及到國家治理機制現代化的問題。當前財稅體制改革面臨的挑戰是財政收入下降，而支出增加；如何理順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和責任？現在思路似乎還不清晰。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指出，財稅體制改革將建立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讓政府財力運行于陽光之下；同時匹配合理的事權和支出，既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也能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來揚棄和升級傳統的“GDP錦標賽”。
       在金融改革方面，陳波介紹，現在人民幣國際化正處于一個關鍵時期，如何在把握宏觀審慎原則的基礎上，有效防范金融風險，不斷推進金融對內對外的改革，形成資本的開放，建立人民幣的市場匯率機制，將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需要研究的問題。
       潘向東指出，因為我國金融市場還不完善，與實體經濟的傳導還不通暢。以股票市場為例，如何有效防范緩解金融風險，建立能夠服務于實體經濟，保護投資者利益，形成有效監管的市場是供給側改革的焦點所在。
       “人民幣納入SDR僅僅是萬里長征的一步，堅信明年是中國金融改革的‘大改之年’。”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如是說。可以預見，2016年中國仍將進一步推進金融改革，改革步伐不會放緩。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國內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中國領導人最近頻頻通過外交活動為中國經濟拓寬國際市場。
       習近平在10月的訪英行程中，簽署了超300億英鎊的中英貿易投資協議。
       11月初，在法國總統奧朗德訪華期間，中法達成了200億歐元的合作協議。
       李克強在11月下旬與吉隆坡總理、中東歐國家領導人的會面中，也積極推進中外在高鐵、鐵路、港口建設上的合作。
       盡管如此，陳波認為，中國明年的經濟形勢依然嚴峻，國際政治局勢的動蕩將給經濟合作增加不確定因素，而中國的內部供給側改革則以中長期為目標，短期內不會帶來明顯的效果。
       松：寬松政策將顯著加碼
       對于處于“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來說，保持一定的速度很關鍵，按照目前的態勢，2016年的經濟工作重點還是要想方設法調動一切積極性穩增長。
       除了穩定經濟增長政策會更多寓于改革之中以外，接受證券時報采訪的專家指出，一些政策將更加“松”，比如，加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定向寬松。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劉元春認為，目前的貨幣政策應當根據新時期的要求全面重構。在宏觀經濟探底的進程中，貨幣政策必須旗幟鮮明地轉向“適度寬松”，以穩定市場預期，打破“債務-通縮”的惡性循環，扭轉目前的悲觀情緒。“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匯率穩定+加強外部宏觀審慎監管”依然是應對未來兩三個季度經濟波動的核心，同時應堅持“財政挖渠，貨幣放水”的原則。
       劉元春建議，強化積極財政政策的定向寬松，建議財政赤字率可以達到3%左右，總量達到2萬億左右，同時逐步將結構性減稅轉變為總量性減稅，改革現有財政支付模式。
       “未來寬松政策將顯著加碼。”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稱，特別是在提高實體經濟投資意愿方面，一方面需要通過政策性金融機構直接支持項目推進，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地方政府投資積極性。疏通寬松政策向實體經濟擴張的傳導渠道。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認為，短期內為了避免經濟增長失速和失業率上升，三駕馬車的需求端管理依然不可放松。在政策層面，依然要維持貨幣和財政的“雙寬”來確保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以拉動基建投資為核心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時配合減稅等手段來刺激和培養新的消費熱點。
       在潘向東看來，宏觀政策預計以穩為主，而為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穩增長需要，預計“積極財政、穩健貨幣”政策組合的概率較大。
       此外，從供給側進行宏觀調控，就意味著政府必須減少稅費。
       日前，李克強總理也明確表示，在供給方面，繼續運用好結構性減稅等手段，擴大有效供給。
       “通過減稅、降低融資成本減少行政成本的約束，給企業減負是刺激經濟恢復增長動力的最短期和最有效的措施。”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表示，假設明年能減稅3萬億元，并通過增發國債的形式吸納社會閑置資本以彌補財政缺口，未來在經濟出現過熱或者通脹風險時再通過還債來熨平經濟周期，可以實現一箭多雕。
       近期的政策依然在向此方向傾斜。12月3日，三部委發布《關于結合新型城鎮化開展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試點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到依托現有各類開發區及閑置廠房等存量資源，通過PPP等多種方式，整合發展返鄉創業園區，降低創業成本。落實完善鼓勵創業的用地支持、稅費、租金減免和資金補貼等扶持政策，適當放寬用電用水標準，吸引更多農民工等人員入園創業、集群創業。
       我國減稅空間仍然較為充足，且需根據經濟結構現狀進行調整，這是專家們的一致看法。中國貿促會研究院研究員趙萍表示，為適應消費升級需求，一些全球知名品牌、質量領先、行業領先的商品，還有包括農產品、工業品等各國有代表性的特產，都可以考慮納入消費稅減稅范圍。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預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會推出諸多改革舉措，如繼續推進金融改革以有效服務實體經濟、繼續推進穩增長、深化國企改革和財稅體制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