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幾個月里，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逐步升級，速度之快，令人矚目，操作之猛，前所未有。從2018年的貿易戰，到新冠疫情污名化，美國動用全部國家力量，開始了扼殺中國的世紀大戰。中國制造業的未來，將不斷面臨新的挑戰。如同這幾天發生在華為身上的事情一樣，中國制造將不得不面臨一波又一波的封鎖、遏制和脫鉤。

正如毛澤東主席說的，不破不立。今天就是中國制造業，鳳凰涅槃進入新的境界的開始。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中國制造有自己的發展歷史和經驗，無需跟著別人的意圖轉，但在強調自身戰略定力的同時，也要充分了解對方的情況，以使自身獲取后來居上的戰略優勢。從有代表性美國企業調整投資方向，開始撤離中國，其每一步行動都為中國制造提供了借鑒，展示了機遇。

長期以來，有一派天真的想法，認為中美之間不可能完全脫鉤，中美之間的經濟貿易關系相互彼此融合如此之深，脫鉤是不可能的；或者脫鉤沒有那樣簡單，既使要脫鉤，也需要較長時間。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理論上看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經貿關系越深入，雙方發生對抗的可能性就越低。這是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弗里德曼的判斷，并為各界廣為接受。芝加哥學派在此似乎有意忽略了政府的另外一個功能，即不以常理出牌的極端民粹主義未必認可傳統經濟學常識。其悖論就是如果一國對另一個國準備以超出正常經貿關系的方式取得優勢地位，那么就應該從經濟的聯系上，首先開始減少接觸和降低相關聯系及避免相互依存。

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在中美貿易戰的第一階段，即2018年美國已經在促使美企與中國脫鉤。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在80年代中國剛剛改革開放之初，已明確提出中國的企業只能和美國做等距離追趕，彼時美國已認識到，中國經濟由于對外開放，會有長足進步。但是，美國也堅定的相信憑借自身的創新優勢與經濟實力，有能力使中國對美國的追趕成為一種50年等距離的無法超越的現象。但40年過后，美國發現這種等距離追趕已經被中方破除。起碼目前中美之間的距離，已經從美方認為的美中相差50年變成了30年甚至20年。這是美方不得不全面轉變對華政策的初衷。中國制造業即這一戰略轉變的犧牲品，也是最先受到沖擊的領域。

最近數周，關于中國制造業和供應鏈問題的討論甚為熱烈。因為在于中美貿易戰和疫情影響下，對中國制造業的下一步，各方又有了進一步深入的思考。尤其在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全方位扼殺中國，將全面斷絕中美所有關系作為一種國策選項的前提下，中美脫鉤不僅已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正在超出人們預料的快速向脫鉤方向發展。

中國制造是一個巨大的議題，究其原因無外乎涵蓋的范圍極為寬泛，制造業本身涉及中高低端制造，制造產品的市場，是在中國還是中國以外地區，不同行業的制造業對海外市場的需求依賴程度各有千秋，各不相同的供應鏈及行業特征亦千差萬別，只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有助于從制造業的角度，以全新視角分析中國制造業的未來與挑戰。

美國在對中國展開貿易戰的同時，要求美國制造業將盡可能轉移回美國。為此，美國政府不惜以行政命令的手段為美企在華經營制造障礙和麻煩，使美企迫于不正常的經貿環境和經營風險而離開中國。同時，很快開始了第二波操作，即切斷供應鏈，除找好替代中國的制造基地外，開始用更多行政手段干預公司在華經營企業和中國制造與美國的聯系，如華為芯片采購。

美方的這一操作，使那些對中美關系仍然抱有善意，認為脫鉤不太可能的天真派大跌眼鏡。因為如此操作，完全違反市場規律和經濟原理。作為以自由市場經濟為傲的美國，很難有人相信美國政府會逆向操作，去做違反經濟規律的事，更何況也從長遠看并不有利于美國戰略利益。只因為大家都認為，美國政府不可能違背經濟規律和原則操作中美經貿關系，才有天真派認為中美脫鉤不現實，這一博奕結果令人關注。

關于美國的反其道而行之的作法，美國在中美貿易戰中提出的雙輸理論是最好的佐證，即：美國人民為貿易戰所付出的犧牲是值得的。因為中國將在貿易戰中受到更大打擊，以今天美國在貿易戰中的損失換取強大美國全球霸主地位更是值得的。這一雙輸理論，證明了美國會以超出經濟規律的手段打擊中國，遏制中國發展。因此，阻斷雙方的經貿往來，強迫企業脫鉤，都是這些努力的一部分。

中美經濟脫鉤，在第一波操作下，不少美國企業由于人力成本等各種原因，對撤離采取拖拉和觀望，但很快發現與難以承受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如切斷金融通道，停發許可證等等相比，遠離危險的美中關系既使代價再大也是必要的。所謂君子不立于危墻，焉可等閑視之。翻譯成今天的白話，就是美企不可使自己處于中美關系危情之下，先撤的就是有遠見之舉。站在美企角度看，撤離有點無奈但也可以理解。于是許多公司從今年開始考慮撤出中國，尋找在中國之外的生產基地。美企加快了腳步。從美國政府角度看，即使制造業不能完全回到美國，撤離中國已經勝利了一半。無論美國經濟和企業因此受到何種損失，根據雙輸理論，美國政府為了維護山姆大叔的全球霸主地位所作所為全部有其合法性，各界必須承受這種犧牲。

美國《外交政策》新一期載文指出，如果說對中國深化經濟關系的價值過去還只是令人十分懷疑，那么新冠疫情已經將這種和北京脫鉤的愿望推向了極端。很早就發現中國這個世界工廠關閉，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核心地位再次困擾全球經濟，并在整個亞洲歐洲和北美產生了連鎖反應。美國達特茅斯學院貿易政策專家道格拉斯歐文指出，對于脫鉤，當經濟活動處于高水平和失業率處于低水平時，如果想實現脫鉤會很痛苦。但現在一切都形同亂麻，從某種意義上說撤退更容易了。這種人為的收縮使人們更容易不再回到過去的狀態。

美國《外交政策》在新一期的文章里還指出，特朗普政府利用國家安全的理由對包括中國商品在內的賣國商品征收關稅，以迫使供應商搬遷他們的工廠。美國也可以使用更強大的工具如國防生產法案和國家緊急經濟權利法案。允許政府命令私營部門做出一些違反經濟規律的事。美國政府官員和立法機構希望，一系列目前發生的事情將有助于推動企業改變過去在華的經營方式。企業意識到在中國做生意的政治和聲譽風險。幾位政府官員表示他們與一些公司的領導人進行了交談，這些領導人表示愿意承受短期財務打擊并從中國撤資。可以看到美國企業從中國的撤離從第一階段的不情愿，到義無反顧從中國撤離。最佳范例就是美國一家《財富》500強制造企業在這幾年中的所作所為。

中美貿易戰初期，該公司在中國的業務受到影響，開始尋找在馬來西亞、印度等地的備用生產基地，并開始嘗試在這些地方生產。但這些地方雖然可能由于勞動力便宜，對生產型企業具有某種吸引力，但供應鏈所涉及的其他問題包括交通運輸，風俗習慣，員工素質等等，都影響到企業的生產效率，不得不考慮暫緩搬遷。同時這家企業的很多客戶在美國，他們迫于政府壓力，也在中美貿易戰第一階段，考慮撤離中國。在不情愿的情形下這些客戶要求該公司在馬來西亞或印度設廠，或開始對設廠做前期準備，或設立備用基地但并沒有真正生產，只做了相應的計劃安排。在現階段情形下，該公司的美國客戶，已明確要求這家美國制造企業把其在中國的生產線遷往馬來西亞。

一年前該美國制造型企業的業務利潤一半在中國。經過一年調整，目前中國業務只占其全球業務1/3，利潤等等也同比下降。不僅關閉了在中國的部分生產能力，解雇了大批中國當地員工，該公司也明確不會再向中國投資或擴大其生產能力。

相比較中低端制造業，美國政府也在鼓勵其遷回美國。

對中低端制造業，美國則相對溫和。如專門給沃爾瑪等大型超市提供紙質用品的制造型企業，沃爾瑪采購部門明確提出，如果生產能夠轉回美國，使這類紙制品標有Made in USA，則可以在采購時給更多折扣，甚至把訂單從12個月變成18個月，這類更具吸引力的采購條款，無疑使制造業回歸美國更具吸引力。所幸，因為這類低端制造業并不涉及高精尖技術，美國政府的做法相對理智。但這冾冾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美國政府及企業界將制造遷回美國的決心。而這一決心則在過去相當時間里被中國低估。

相對于制造業，人們普遍認為金融機構不是撤離中國，而是紛紛來華開新公司，準備在剛剛開放的金融市場大展拳腳，分得一塊蛋糕。

但實際情況是，這些金融企業也在過去幾年里，遭受了同樣的心理折磨和經歷了崎嶇的回歸美國之路。大型金融機構往往有龐大后臺支持，不少設在中國。這些部門不僅雇有大批中國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同時也有相當多技術設備投入。在中美關系正常的年代，這類后臺服務部門在華設立分支相當普遍。中美緊張關系后，這類金融企業的客戶，明確要求不得讓中國員工處理他們的資管帳號，所以這些金融機構也不得不考慮將后臺支持部門撤出中國，可又長期苦于沒有合適的國家或地區可以安置運營中心。

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有的公司考慮搬回美國本土時，在美國本地招募員工時發現，一些應聘者因毒品等原因，竟然連公司基本健康要求都不能達到，情形令人噓唏。然而，美國對華脫鉤的強硬立場，使這些企業不得不尋求再往愛爾蘭或印度等地尋找合適的代替，如此做法其實對企業仍然是相當痛苦的決定，但為減少非經營造成的損失，這一類企業的后臺運營不得不從中國撤出。這既反應了中美脫鉤的普遍存在，也可看出這類脫鉤對企業的影響。

毛澤東主席在1949年時有過一篇宏論《別了，司徒雷登》，文稱“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都是值得慶祝的”。今天的情形是，特朗普們的脫鉤宣言來了，部分美國企業走了。中國的制造業有了新機遇，也是值得銘記的。

中國制造業在上述美資企業撤離中國后，是否能抓住機遇，以下問題值得關注。

其一，以上提到的美國制造型企業的撤離，有無可能使中國制造填補其空缺？

這就涉及到了一個在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困擾中國制造業的難題。中國制造的產品價格高，質量差，造成客戶愿意向西方企業購買質量好，價格又相對便宜的產品。最佳例證即芯片。其實中國并非不能造出芯片，但質量和價格在一開始得不到客戶認可，很快被西方企業占領了市場，導致中國芯片企業難有大規模的生產，也缺少資金作進一步投入，惡性循環導致今天中國芯片和西方產生了較大差距。因此關鍵問題還是在于提高管理和提高質量。過去，中國制造業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就是很多產品我們也可以做，但是質量不行，價格又昂貴，自然在市場上被邊緣化。今天如果下功夫在管理和質量上作出改善，埋頭苦干，經過幾年的努力，最終局面應該可以得到全面改善。

因此，所有操作的前題是，中國制造的管理和質量能夠說服客戶在美企撤離后繼續合作，而非一走了之。以之前提到的這家美資制造企業為例。國內外客戶之所以在這家制造廠商下單，是因為他們的生產能力、管理水平、產品質量都居于同行業前列。如中國制造不能提供同等高質量產品，則客戶會用腳投票，選擇離開。

如比亞迪等國內制造廠商能夠生產出同質量的產品，那么必然可以填補美企撤離留下的空白。無論是蘋果還是小米的代工業務，都不會隨著美企離開中國。根本問題還在于需要大規模的提高中國制造的管理水平，工人的生產技能，從而確保中國制造的產品質量能夠更上一個臺階。

其二，從政府到企業，都應下定決心，花大力氣，培養產業技術工人。

四十年前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成千上萬的農民工進入城市，為中國制造提供了可貴的人力資源支持。今天，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同時，也對今后的人力資源質量提出更高要求。高質量人力資源可抵消成本上升帶來的負面影響。

據澎湃新聞報道，今明兩年職業技能培訓的人次可達3100萬以上，高職院校的擴招達兩百萬人。說明中國仍然有很大的培訓人口基數，可以為中國制造業提供強大的人力資源支持。

制造業面臨的產業升級，使我們的企業對有技能的產業工人的需求正在增加。從最近幾年的春節后企業招工情況來看，中高端制造業企業在招收工人時要求越來越高，合格的產業工人嚴重不足。企業面臨招工難的情況還在持續，并成為中國制造業升級的大考。這也為企業和政府提供了新的發展機會。無論是大型企業，還是有培訓能力的教育機構，都應該重視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加大投入，從根本上提高中國產業工人素質，為中國制造的騰飛提供可靠的高質量人力資源支撐。

其三，中國制造保持自己的創新能力，在保護知識產權，重視創新上下大力氣，花真功夫。

否則不僅只能夠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更重要的是會被別人落得更遠。從歷史上看許多企業不重視知識產權和技術創新，習慣于抄近道，賺快錢。長此以往使中國制造質量平平，在中低端徘徊，雖然近幾年來已經在這方面有所覺醒，但是在這次部分美國制造企業撤離中，中國制造才進一步發現根本問題仍然還是在產品質量上，在創新能力上，難以支持到針鋒相對的競爭。雖然中國制造正在遂步走出質次價低的怪圈，但這并沒有形成整體趨勢的改變，中國制造業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僅舉北歐小國的制造業為例，就可以看出創新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如何使其在制造業方面保持特別優勢的。如傳統工業管線，他們的產品更耐用更智能。一條普通管線，加上傳感器使其成為高附加值產品。這類創新值得中國的制造業借鑒。

當然，中國過去的整體社會經濟水平也限制了客戶對產品質量和創新的更高想像，更多的是對價格的敏感而不是對更高的質量需求。現在我們不僅要破除高質量即意味高價格的誤區，更重要的是使創新融入高質量產品的生產制造全過程。